奥运百年：体育与医学的关系变化

1912年7月，《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Boston Medicaland Surgical Journal）喜迎“美国霸权”的到来，该杂志认为，“美国运动员在最近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所取得的压倒性优势不仅令美国本土举国欢腾，而且对人类生理学意义重大（1912；见本文末引用列表）”（图为奥运会海报）。虽然瑞典赢得了最多的奖牌，但美国的运动员仍以25块比24块的微弱优势位居金牌榜榜首。

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美国在体坛的统治地位呢？其实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属于多种族的混血，因此更有利于发挥各种族的优势，选拔出最优秀的混血儿。”同时，美国的运动员常比其竞争者拥有“更好的营养及训练条件，这也加大了其种族在身体条件上先天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结驱使我们的运动员们训练得更加刻苦和投入，让他们充满了职业热情，并博取胜利。”

尽管人类优生学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许多医生还是关注着奥运会中的相关信息。四年一次的奥运盛会也在不停地诠释着体育以及医学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五届奥运会海报

奥林匹克运动的医学记载由来已久

远在1896年顾拜旦赋予奥林匹克现代意义之前，奥林匹克运动在医学文献上已有记载。

《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上一篇1851年的文章记载了心智的力量如何凌驾于肉体之上，文章描述到“一位希腊的老者看到他的三个儿子均在奥运会上加冕桂冠时，竟因为过度兴奋而当场死亡”（1851）。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在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的毕业致辞上也引用了这一桥段（1858）。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从奥运会的馈赠中总结出了迥然不同的经验。有人警告说，过度的体育训练占用了心智发育所需的能量，这样会使青少年变得“萎靡、呆滞”；“这也引起了希腊人的特别关注，即凡是那些在少年时代获得奥运会奖牌的选手，没有一人能在成年后再次脱颖而出”（1867）。但在1891年的一篇综述中对此持以乐观态度，教育家可以通过研习古老技巧来提高美国学校中的运动员训练效果。

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雅典拉开帷幕，医生们又慢慢的燃起了兴趣————主要在马拉松赛事上。1904年圣路易斯的高温高湿折磨着当届马拉松运动员：27人中只有14人完成了比赛。获胜者在赛程中通过硫酸士的宁（一种兴奋剂）、五个鸡蛋以及白兰地维持着自己的体力，赛后更是需要4位医师悉心照料（见图片）。高温也为伦敦奥运会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开始时，运动员们被要求进行身体检查。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美国随队派遣了他们的第一位队医————尽管他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被拒绝同行。

医学体检便从那时起持续至今。

医生们对奥运会抱有兴趣的原因很多

在20世纪20年代，医生们开始探查人类的生理极限。1925年，有人对获得巴黎奥运会金牌的耶鲁重量级赛艇选手进行了研究。一个设计巧妙的装置显示，在其赛时速度（12英里每小时），八位男选手总共产生了四马力，相比静止时的代谢率提高20倍。193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运动员每天要消耗7300卡路里。

有时，奥运会举办地本身也会变成问题焦点。美国就曾发起抵制柏林奥运会，直到希特勒退让并同意让黑人及犹太人参加比赛。抛开这些因素，《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简称《杂志》）曾在1935年发表一篇综述赞扬纳粹德国的健康保险制度。《杂志》还在1936年，给专为观赛医生准备的“新德国医学及训练理论”活动造势助威。在该杂志编辑，阿诺德·雷尔曼于1980年访问苏联时，抵制奥运会的行为又一次兴起。1980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发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局势再次一次紧张起来。而其他一些举办地则引起了纯医学方面的关注。作为第一位在一英里跑步比赛中跑进四分钟，并最终成为了一位神经学家的运动员，罗杰·班尼斯特“完全反对”在高海拔的墨西哥城举办1968年奥运会（1968）。而事实证明，该届奥运会中有几百位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崩溃，原因包括偏头痛、休克、晕厥以及情绪过激（1969）。对当地病原体的恐惧也在汉城（乙型脑炎）及巴塞罗那（多耐药性链球菌）奥运会前爆发（1988a，1988b，1992a）。当然每次预警都遇到了激烈的反驳（1988c，1992b）。奥运会赛事现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需要完善的医学及公共卫生预案。2006年，导致2人死亡，111人受伤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事件之后，人们对恐怖袭击的担忧也随之出现。

奥运会的安全性一直是人们担忧的问题

法国医学学会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前组建了一个委员会“研究现代运动对人类机体的影响”（1924）。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员出现心脏问题的案例数量惊人”。随后的研究从二十世纪20年代（针对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运动员）持续到90年代（针对310位意大利奥运会选手），而对高强度的训练是否会导致心脏增生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1930,1991a)。有些运动接受了更为详细的调查。阿奇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一份严苛的综述揭示了女子体操运动与虐待儿童的相关性。文章中写道，“尽管体操为运动员提供了卓绝的体验，”但体操也能“导致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身体及心理障碍。”作者认为体操会导致诸如伤病、饮食失衡及社会问题，作者在文中警告道“体育应当对不同竞技水平的年轻的选手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阻碍他们成年后的发展。”

一种新的医学体检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对于问题的谈论会上的评论，关于“费迪皮迪兹生理学注1”的讨论中，一篇1957年的社论强调了近些年来田径赛事上的一些惊人的成绩。如何解释这种“流行式的突破纪录”现象？社论认为其可能因素有训练、饮食、抗生素以及心理动机，但社论推测另有原因：“一些运动员使用了安非他命（兴奋剂），以帮助他们打破那些遥不可及的记录。”这种手段如果真的被使用，不仅仅是危险的，更是“道德上不允许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兴奋剂丑闻层出不穷。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有七位自行车手（包括四位奖牌获得者）在洛杉矶奥运会中使用了输血疗法，1985年《杂志》读者来信栏目中一篇文章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这种疗法不仅本身颇为危险，艾滋病的流行更另增风险。在道义上更是“设法通过医疗技术手段给予运动员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以提高其比赛成绩。”当本·约翰逊因使用类固醇兴奋剂被剥夺其汉城奥运会金牌后，《杂志》又对类固醇类药物的使用风险及法律后果做了评估（1989）。在这之后又是促红细胞生成素注2。一位丹麦的生理学家在《杂志》中写到“下一届奥运会已经获得了‘红细胞比容奥运会’的绰号”，医生的责任也变得很清楚：“医学这一特殊专业有责任考虑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91b）。

兴奋剂一直是伴随着奥运会的梦魇

无论是1896年雅典奥运会时运动员服用的士的宁、海洛因、可卡因和吗啡，还是今天还在使用的安非他命、类固醇和促红细胞生成素，困境始终没有改变。一位运动医学专家在2004年写到，“兴奋剂的魔力很简单，它们为运动员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许下了虚假的诺言”（2004）。而总是慢半拍的医学体检系统也注定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竞赛”，一些运动员总是希望领先体检系统一步（2001）。

只要医学科学产生新的提高运动员水平的手段，兴奋剂与反兴奋剂之间的竞赛就不会停止。将来的运动员是不是会尝试生长因子或者基因疗法呢？总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奥运会永远处于医学魔力笼罩之中。（译文校对：郭宇超）

注1：费迪皮迪兹：一个名叫费迪皮迪兹?（Pheidippides）的希腊传令兵，为要报告胜利的讯息，便日以继夜，从希腊马拉松跑回雅典，最后因体力衰竭倒地而亡。此处代指田径运动。

注2：促红细胞生成素：刺激人体红细胞生成，用作兴奋剂可以使得红细胞比容增大，从而使肌肉更强劲，工作时间更长。

原文链接：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20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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