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集团政策演进的十二年

从“社会解题者”到“制度共建者” — — 中国医生集团政策演进的十二年

自2014年7月1日“医生集团”概念在中国大陆首次提出，这一新生事物已走过整整十二个春秋。十二年，一个完整的轮回。回望来路，中国医生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政策的风口与寒潮、市场的追捧与冷遇、同行的崛起与离场。能够在十二年的跌宕起伏中坚持至今的，不仅是商业意义上的幸存者，更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最忠实的推动者与见证者。

然而，若仅以“幸存者”的视角来审视这十二年，未免失之于浅。这十二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一个行业从零到两千家的数量跃迁，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制度命题：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下，社会自发的创新力量与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之间，究竟如何互动、如何博弈、如何最终走向共融？ 医生集团的十二年，正是这一命题在医疗领域最为鲜活的实验场。

一、双源同启：两种起点背后的制度想象力

2014年是中国医生集团的元年。这一年的夏天，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生集团几乎同时诞生 -- 上海的张强医生集团与深圳的卓壮医生集团。它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工商注册路径，却共同开启了中国医生集团业态的序幕。

2014年7月1日，辞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学科带头人之职的张强医生，在上海宣告成立张强医生集团。然而，当时“医生集团”四个字尚无法在工商部门获准注册，他只能以“上海张强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完成登记 --以“医疗科技”之名，行医生集团之实。

2014年8月18日，远在湾区的深圳，“三名工程”催生了深圳市卓壮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由深圳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共同参与创建，卓壮选择了“医疗管理”的定位 -- 以管理赋能医生，以制度激活生产力。

上海、深圳，一个以“科技”为名深耕技术，一个以“管理”为核探索制度。两种不同的工商起点，从诞生之日就预示了日后“上海模式”与“深圳模式”的分野。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在2014年？ 这一年，恰好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是“社会办医”政策开始实质性松动的拐点。医生集团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个体选择，而是时代转折点上的必然产物，当制度开始留出缝隙，社会力量就会像种子一样，从任何可能的缝隙中破土而出。

二、破冰融雪：制度从“不许”到“许可”的艰难转身

2016年是中国医生集团政策突破的“元年”。

2016年2月27日，张强医生集团联合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等七家机构，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国医生集团联盟，这是中国医生集团第一次以行业联合体的姿态集体发声。

2016年3月15日，在深圳市卫生部门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下，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医疗有限公司获得国内首张冠有“医生集团”字样的营业执照。张强在微博上写道：“医生集团往前每走一步，都会留下历史的墨迹。”

2016年10月25日，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医师自由执业、医师个体与医疗机构签约服务或组建医生集团”。这是“自由执业”和“医生集团”第一次写入“国字号”文件。

此后数年，政策持续向好。2017年4月1日，《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生效，多点执业由审批制变更为备案制。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探索委托知名品牌医疗实体、医院管理公司、医生集团开展运营管理等模式”。2018年，中国医生集团数量突破千家。2019年，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允许以“医生集团”字样进行工商注册。

这段历史的意义，远不止于“政策越来越好”的线性叙事。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制度认知的跃迁：医生集团从“不被允许的模糊存在”，转变为“被明确承认的制度角色”。 从一个无法注册的名字，到写入国家战略规划文件，这背后是决策层对“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服务供给”这一命题的重新思考。医生集团不再是体制的“异类”，而开始被视为医疗生态中一个值得探索的“新物种”。

三、寒潮来袭：收缩年代的制度压力测试

然而，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在抗疫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背景下，医疗系统的注意力、资源和政策焦点全面转向疫情防控。社会办医和医生自由执业的热度骤然降温。

更为直接的政策逆转发生在2021年初。深圳（这个曾经以开放姿态拥抱医生集团、一度聚集了全国四成医生集团注册量的城市）率先停掉了医生集团的注册，就连更名过户都受到严格限制。随后，包括广州在内的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纷纷跟进。

2023年，政策进一步收紧。当年10月起，国内各个地区全面限制医生集团新注册，任何地区都无法再新注册医生集团。从2016年深圳一地的突破，到2023年全国范围的停批，医生集团的政策环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放—收”周期。

这一轮寒潮的意义，绝非“政策倒退”四字可以概括。它实际上是一次残酷的制度压力测试：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政策支持骤然抽离时，这个行业还能不能活下来？ 那些单纯追逐风口的投机者离场了，那些缺乏核心能力的“空壳公司”消失了，但真正的建设者（那些已经在技术、制度、团队上深耕多年的机构）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寒冬中完成了自我迭代。寒潮的价值，在于它淘汰了泡沫，留下了本质。

四、春江水暖：为什么政策的钟摆必须回摆

进入2024年，随着“健康中国”计划继续推进并进入新阶段，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层矛盾再次浮出水面。分级诊疗推进乏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依然突出。

政策开始出现积极信号。2024年1月至3月，上海、深圳、浙江等多个地区出台鼓励社会办医发展的政策。2024年，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镇江市引进和培育医生集团的指导意见》，成为近年来少见的由地方政府出台的专门针对“医生集团”的引进和培育政策文件。2024年10月，广州市卫生健康委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生集团、护士集团、家庭医生集团等医疗健康新业态”。这是首次在省会城市官方文件中明确鼓励医生集团等新业态发展。2024年12月，国家卫健委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2026年6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第15号令，对《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等5件部门规章进行集中修改，将多点执业从“备案制”改为“申请增加执业机构”。这一变化虽在短期内增加了医生流动的合规门槛，但从长期看，它为医生跨机构执业建立了更加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

政策的钟摆为何必须回摆？答案很简单：制度可以暂时“收紧”，但医疗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收紧”而自动消失。 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依然存在，分级诊疗的推进依然乏力，医生的生产力依然被束缚在体制内。当制度关闭了社会力量参与供给侧改革的大门，它实际上也关闭了解决这些深层矛盾的一条重要通道。政策的回摆，不是对医生集团的特殊偏爱，而是现实逻辑对制度设计的强制校准 -- 医疗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时代的洪流和需求。

五、启示：从“社会解题者”到“制度共建者”的身份跃迁

回顾十二年政策演进，一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医生集团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几乎都伴随着政策的松绑与制度的创新；而医生集团的实践探索，又反过来倒逼和推动了政策的突破。与此同时，政策的反复也提醒我们：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经历波折、反复，甚至在特定时期出现倒退，但大方向不可逆转。

然而，十二年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一个更深刻的身份转变。早期的医生集团，是典型的“社会解题者” -- 它们发现了一个制度尚未覆盖的社会痛点，凭借自身的勇气和智慧，在制度的缝隙中开辟出新的道路。它们是“破壁人”，是“探路者”，是“在无人区插旗的人”。

但今天的医生集团，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十二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的头部机构，已经不再仅仅是“解题者”。它们开始参与规则的制定、标准的输出、制度的共建。张强医生集团的CHIVA技术认证体系，正在成为全球静脉病领域的重要标准之一；卓壮医生集团的“政府招标采购医生集团服务”模式，正在为公立医疗体系采购社会服务提供制度模板。它们从“被制度管理的一方”，逐步成长为“参与制度设计的一方”。

这正是“社会解题者”到“制度共建者”的身份跃迁。前者是挑战者，后者是共建者；前者在制度之外寻找空间，后者在制度之内创造价值。这种跃迁的意义，远超医生集团自身，它证明了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社会创新力量与顶层制度设计之间，可以超越“对抗—容忍”的初级阶段，走向“互动 -- 共融”的高级形态。

十二年间，中国医生集团从张强与卓壮的“双源同启”，发展为超过2000家注册企业的行业生态；从“不得从事诊疗活动”的经营范围限制，到深度参与跨境医疗服务贸易的制度探索。这一进程，既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缩影，也是无数“社会解题者”向“制度共建者”跃迁的生动写照。

站在十二周年的节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分级诊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医师执业制度的持续优化、社会办医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医生集团将在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中，释放更大的改革活力。而那些在十二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前行的团队 （无论张强团队还是卓壮团队 ），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不在于一时的风口与热潮，而在于那些在寒潮中依然坚守、在政策回摆时依然前行、在制度建设中主动担当的共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