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蔡力行：不惧挑战 身体力行

人物小传

蔡力行，著名外科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江苏崇明县人。1937年4月出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学制八年，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7—1989年，先赴美国Loma Lida 大学作为交换学者进修临床外科，后在Rochester 医院胃肠中心进行胰腺内分泌功能的研究。

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善于解决基本外科疑难重症，处理复杂的大型手术和急诊手术，尤其擅长胰腺外科，对胰腺内外分泌肿瘤有深入研究，对胰腺癌的早期诊断、手术操作和围手术期处理形成一套完整经验。在国内首先提出利用选择性动脉造影判断壶腹周围癌的可切除性，提高了手术切除率，降低了死亡率。在国内首先对胰腺癌进行介入治疗，圆满完成国家“九五”攻关计划的研究课题“胰腺癌介入治疗的应用研究”，为胰腺癌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至今在临床中广泛应用。2016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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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节选

战火中艰难求学

董琳（以下简称“董”）：蔡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蔡力行（以下简称“蔡”）：我叫蔡力行，1937年4月出生在上海。我妈妈是医生，爸爸在电报局工作。我出生一百天的时候，家里为了给我庆祝，蒸了一个大糕，糕还在锅上蒸着呢，日本人打进了上海，家里人抱着我就开始逃难，去过很多地方。我还有一个弟弟，小我9岁，他是在逃难路上坐船经过长江三峡时，在船上出生的，还挺惊险的。直到1948年，我们一家跟着爸爸来到北京。

▲1953年，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初三班级合影，二排左三为蔡力行

董：小时候社会动荡，您是怎么读书的，在哪儿上的学？

蔡：我小时候上学很早。因为妈妈是医生，工作很忙，我的姑姑是老师，我3岁就跟着她上教室了，可是我没好好上过正经的小学，到了北京以后也是这儿转、那儿转，没有固定下来，先在电报局的职工小学里上了一段，后来又到东城区的象鼻子中坑小学[1]上了一段。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比别人大一岁，后来就直接考了贝满女中[2]，正经地上了中学。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功课不好，但是因为上的是女中，独立性比较强，不觉得自己是个女的要被照顾。那时父母都不管我学习，考大学、报志愿也没人管。当时我想两个方向不考，一个不考文、一个不考医，我喜欢学农。第一志愿就报了北大生物系，第二志愿报了南开生物系，后面三个学校都报的农业、园林专业。后来一发榜，考上北大，也挺高兴，就这样上了北大。

▲1960年，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届全体女生合影，后排右二为蔡力行

上了北大以后，我没有别的兴趣，就是念书。等到大学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就突然被留下了，说协和医学院要招你们，不过要学八年。我当时已经不是团员了，可是对听党的话是根深蒂固的，党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党让我去学医，二话没说那就学吧，就来到了协和。

学医之路艰苦卓绝

董：您当时是怎么改变自己的观念喜欢上学医的？

蔡：到协和来就是学习、就是念书来了，外头什么事都不管。那时大家很少出学校，有一年“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戴个棉帽子、穿个棉大衣，捂得非常严就出去了，出去一看人家外面都穿裙子了，所以我们那时对外面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就能到这种程度。

有几次考试让我印象深刻，考得很绝。一次是生理学考试，当时是先抽题，抽到哪题你先准备，像答卷子一样，然后一个一个叫进考场提问。当时主考官是赵以炳[3]教授，我们都叫先生。我那道题正好是考胰腺的功能，因为老师没上课也没人讲，就是自己看书，我前面三个人抽到这道题的都不及格。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答的对不对”，赵先生就说了句“你按你准备的答吧”。我就答了，答完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内分泌功能、外分泌功能，内分泌引流胰液有多少等等。当时满分是5分，他给了我4分。周围的老师表情都很诧异，怎么一点错没有，给4分啊？赵先生说，因为是经过提醒才答的，提醒按准备的答，这就扣了1分。我觉得很冤，回去就大哭一场。

有一次在医大的组织学考试，考的是动脉。人的动脉有三类：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组织结构是不同的。考试时老师给了一张片子，问是哪一类动脉，我们一看不认得，好像也不是大动脉、也不是中动脉、也不是小动脉，有的人就随便说了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没答，结果没答的对了，因为这是狗动脉。狗的动脉不分大、中、小，所以不答的就对了，答的倒扣5分。

还比如说，解剖学张鋆[4]先生考试，他的考试怎么考呢？拿一条骨头，股骨或者胫腓骨，上头有好多小窟窿，就是血管、神经从外头进去，他在那个很小的针尖那么大的窟窿上，插一个个小牙签，牙签上写一个号，3号、4号、5号、6号……让你回答3号是哪根血管、神经从这儿进去的？5号又是哪根？考得非常细。

▲1964年，蔡力行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协和大医影响至深

董：您在当医学生的时候，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蔡：大学六年级在儿科实习的时候，周华康教授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固定念书的地方，他就把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大会议室让给我们几个同学念书。当时儿科有一个5岁的小病人，认为是肾癌准备做手术了，正好赶上“三八节”人家都放假了，我就去周华康教授那看书，翻了一本《儿科学》，看着看着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像肾癌，像先天性总胆管囊肿，各方面都像，我就按这个诊断写的病历。结果做手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先天性总胆管囊肿。后来周华康主任问我：“谁告诉你的是胆总管囊肿啊？”我说：“您那本书告诉我的。”我就给他翻到书上那个地方。他也没夸我，但是我自己心里挺高兴的，我觉得念书还真有用。一个是要多学、多看书、多参考。另外一个，要自己多动脑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因为我老在病房，所以我接的孩子特别多，三个月时间人家接两三个，我接了10个，后来上农村“四清”[5]的时候，有一个农村妇女生孩子，找不着接生婆，他们就说蔡力行你去，你接得最多，后来我真给人接下来了。

▲1985年，蔡力行（右一）参加第一届胰腺外科会议时在林巧稚像前留影

董：协和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前辈？

蔡：我们外科有三大家，曾宪九、吴蔚然和费立明，他们仨每次都一起来查房。曾主任很谦虚，很严谨，也很平易近人。记得我当总值班的时候，有天中午，我从六楼二会诊出来，就碰见了也晚下班的曾主任，他听说我会诊的病人诊断不是很清楚，“走，我跟你看看去！”二话没说陪我回到六楼二，他不是说马上就告诉你怎么办，而是先看看病人，然后看病历，最后帮我解决了问题。他很愿意帮助别人，真诚地帮助别人。

▲曾宪九教授在问诊患者

我跟曾主任一起做胰岛细胞瘤，有次他让我写篇论文，关于怎么处理胰岛细胞瘤的过程。因为稿子要得比较急，我不可能写这么快，他就亲自写了。写完给我看，有一半的内容写得比较深奥，我看了半天才看明白，我就拿铅笔在那块改，说我看不太懂。第二天再拿给我看的时候，那部分整个没有了。我问他怎么都没有了？他说，你跟我一起做的你都看不懂，别人看得懂吗？我写它干吗？虽然我当时只是个主治医，他也这么重视我的意见，我真的很感动。

曾主任对人相当好，他得病期间，我代表他去厦门开第一届胰腺外科会议，我把做的那些幻灯拿给他看，他就一个一个给我改，看的过程中，黄萃庭[6]正好来看他，就说我“主任病得这么重，你还来麻烦他”。说得很重，主任连忙说“不是不是，是我让她来的”。曾主任就是什么都替别人想。在他病重的过程中，有一个病人该来复查没来，他还写信催病人来复查。

▲曾宪九教授与外科同事们合影，左二为蔡力行

每礼拜全科大查房，曾主任基本都来。办公室里头，人多到站不下，我记得我那会儿也够淘气的，没地方站我就跑到桌子上头的那个窗台上坐着听。讨论完了以后就上病房查房，他能解决很多问题，每次查房收获都很大。

我们那会儿做动脉灌注[7]，就跟现在做介入差不多，动脉灌注需要压力，可是又没有泵，曾主任就在房顶挂个挂钩，把瓶子拉上去吊在挂钩上，这就有压力了，就靠这个压力来往动脉里输液，这就是他想出来的办法。

我们在内科实习的时候，都是两个导师，我的导师是方圻和戴玉华。毕业后我们去江西干校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方圻大夫也在。那会儿热得不得了，男的不管老少都光膀子干活，方大夫老穿着一个衬衫，我们说别穿了，但是他不让脱，后来我们发现，他因为挑重担，肩膀上磨出很大一个大水泡，他怕人家看见，就不肯脱衣服。还有一件事，我们在那儿吃是要交饭钱的，当地人请方大夫去会诊，是管饭的，会诊完了回来以后食堂会退钱的，一个礼拜不在，伙食费要退给他，但是他不要。他说，我在外头吃饭没花钱，为什么要退我这个钱。我们看在眼里，觉得方大夫特别正。

女外科大夫的从医之路

董：您当时为什么选外科？

蔡：我比较喜欢外科。人家说我手比较巧，我经常揪一根短头发就能在手上打扣，所以我扣打得也比较好。急诊室做手术比较多，不值班也可以上台，我当然愿意上台了，能上台就是好事。实习的时候我和任玉珠老师住十九楼斜对门，她值急诊班的时候，一有手术准叫我，所以我清创缝合缝得很好，邮票植皮[8]、点状植皮[9]我全都会。

▲1964年，蔡力行（右）与管珩在手术中

有一次，汤兰芳大夫带我做一个较大的皮脂腺囊肿，在屁股这儿，我们俩正做呢，吴蔚然大夫正好路过，他看了说“这囊肿一会儿肯定会破。” 皮脂腺囊肿是要把皮剥下来的，因为张力很大，而且离皮特别薄，剥离时特别容易破。我主刀，汤大夫在旁边帮我，我说“咱别破啊”，我们俩就真的没破，完整地给拿下来了。所以可能正是这些小的地方，让他们看着我还可以吧，我就被留在了外科。

董：您到了协和医院以后接受了哪些比较严格的训练？

蔡：我觉得老师的身体力行对我影响很大，老师们很严格，没有人做过损害病人利益的事情，所以我们耳濡目染，就会全心全意对待病人。

我当住院医生第一个半年轮转的是骨科，收了一个气性坏疽[10]的病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在农村开矿的时候被炸药炸伤了。来的时候小肚子以下到大腿全是伤口，那很厉害的。收住院以后骨科准备做胯关节离断的手术。可是我认为做手术解决不了他伤口感染的问题，气性坏疽解决不了，感染一进入腹腔，没准还是活不了。不做手术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就是天天换药，拿双氧水冲。我就主动承担起每天换药的工作，但是这一换药，三个月都别想上手术。因为要保护其他病人，接触气性坏疽期间，是不许进手术室的。那也没问题，我都没考虑自己，就真的守了他三个月，一天到晚双氧水冲着，底下接着的水还得倒。后来病人的两条腿都保住了，肚子也长好了，双腿走着出去的。后来这个病人专门回来看我，送了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章，我挺高兴的。有人问我，你亏不亏啊，三个月上不了手术。我不觉得亏，我觉得很好，这是我很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

▲蔡力行（左二）在病人床旁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病人，在别的医院诊断为胰腺癌，已经进了危重病房。他的家人就挂了我的号，我没有轻易下诊断，就分析他的病历，比如说病程、发作时间、化验指数等等，我不着急，要把病历看明白。综合全部信息，我一分析觉得他不像胰腺癌，就让他回去按照胰腺炎治疗，后来完全好了。这种病人不止一个，对病人来说得到了正确的救治，还是很不错的。

董：您觉得作为外科女大夫，有哪些优势或者劣势呢？

蔡：优势好像没有，可能会有人看不起你，觉得外科女大夫不行，可是我不管这些，在医院里都一样。

但也有例外，有一次外院做了个胰腺大肿瘤手术，术中大出血，门静脉被切断，他们以弃血、换血等待协和救援。医院派我去了，我进入他们手术室时，他们两个外科医生大声地说“怎么是个女的呀！”看不起的感觉。我进去一看，门静脉两端相距5-6公分，马上让他们绞了一截输液瓶上的无菌塑料管，拿线一接，先把血管通了，再做手术。这个手术从下午1点做到了晚上11点多，最后病人活了。

▲外科女教授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管珩、任玉珠、蔡力行

协和精神薪火相传

董：在协和工作这么多年，您觉得协和的特点是什么？

蔡：我没有在别的医院工作过，从病人的反映来看，协和的医生对病人还是很负责任的。

董：协和对医生的培养很严格，您觉得这个“严”字体现在哪些方面？

蔡：我觉得这个“严”主要体现在对疾病的态度，从诊断到治疗、随诊，一直到病人完全康复，在这方面是比较严格，不是随随便便的。对外表、行为方面要求也很严格，让病人一看这个医生的样子不是吊儿郎当的，就会信任你，一旦信任了，治疗各方面就会有配合，心态好了有的病自己就会好，因为本身的免疫力就会增强。所以这个严格对自己、对病人都是有好处的。

▲1984年，蔡力行（站）与同事讨论病历书写的重要性

董：您在对待学生的时候，是怎么体现严格的呢？

蔡：一般的查房，哪怕他说错了，我很少在病人面前去指责他，但是下来我肯定会说你应该怎样，哪里不正确。曾经有一个学生，总是丢三落四，我就替他订了一个小本儿，给他一支笔，让他记下来。一方面我会对他们严格要求，一方面我也会想办法帮他们怎么改正那些毛病。我管病房的时候，来了一个男护士，有人跟我说这孩子特别调皮、不听话。后来我看这孩子也不错，我就交给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换引流瓶、记录时间等等，有时候中午都不能休息，他觉得我很重视他、相信他，所以他做得很好。等他从我们病房转了三个月以后，就变成挺好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一方面严，一方面也帮助别人。

我认为对学生要给他们支持，不是说什么都管着，压着人家。而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带学生、教学生。我的学生，他们的第一次Whipple[11]手术都是我带着他们做的。培养学生就是为了病人，这是很明确的。

▲蔡力行教授（一排左四）和赵玉沛教授（一排左二）与基本外科及其他科室同事合影

董：协和很好的传统就是传承，您对学生的很多做法是不是也传承自您的老师？

蔡：对，虽然曾主任没教过我说你要怎么样，可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么做的，我又很尊重他，所以我会真心去学习他的一些东西，潜移默化地跟着他走。

董：在临床医疗当中，很多工作涉及到多学科的合作，您对于这种多科协作有什么看法？

蔡：多科协作不是新发明的，曾主任在的时候就有，他当时跟消化内科陈敏章、病理科刘彤华，B超科（现超声医学科）张缙熙等，每个礼拜组织一次会诊，就是现在多科协作的雏形，我们当时也去听。病人是一个整体，尤其像胰腺病，它跟生化都有关系，多科一起讨论，对病人是个全面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多科协作是很能解决病人问题的。

做科研要有恒心

董：从您个人的经历来看，您觉得临床、科研和教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蔡：我觉得医院的研究应与临床紧密结合，真正要解决一个难题，不是几个月、一年两年能够做到的，一些重要的结果甚至都是几代人接续完成的。我们做科研，一定要有恒心，就是要一直做下去。协和作为疑难重症诊治中心，应该提炼出几个疑难病，作为医院的研究题目，由科室承担，一代接一代地研究下去，一直到完成，比如死亡率低于多少，存活率提高多少，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才能做出成绩来。

比如曾主任对胰岛素瘤，从发现、命名、诊断到治疗各个环节，研究得很透彻，2017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朱预教授（前排右三）与多学科团队合影，二排右四为蔡力行

董：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成果。

蔡：主要还是在胰腺这个范围之内，跟着曾主任做了很多胰岛素瘤的工作，还有胰腺癌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是胰岛素瘤的术前诊断造影，一开始是朱预大夫带我做的，因为有的消化道出血，开腹后找不到出血位置，一段一段地找都找不着。还有一种肠内微血管瘤，很小的，做造影就能看得见。这样就解决了术前不知道有多少个瘤子，术中也不确定是不是切干净了的问题，避免没做干净又重新再做的情况。

后来我把介入治疗应用到胰腺癌的病人，止疼效果特别好，胰腺癌病人主要是疼，介入以后就可以不疼，这些病人基本都是做不了手术的，能缓解痛苦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蔡力行为病人做介入治疗

我主持的国家“九五”攻关课题就是“胰腺癌介入治疗的应用研究”，联合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301（解放军总医院）等兄弟医院，完成了300多个病例，研究结果很好。我把胰腺癌切除的病例分成做介入和不做介入两个对照组，第一年，做介入的生存率提高了14.04%、第二年提高了9.95%，第三年提高了7.86%。不手术的胰腺癌介入组第一年生存率提高12.04%，第二年不做介入的就都没了，做了的能提高2.37%，所以效果挺好。

医生就应该全心地为病人着想

董：您有参加医疗队的经历吗？

蔡：我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去成医疗队，但当时有一个城市小分队，是在北京市里面的医疗队，我是城市小分队里的一员，外科主要就是我，蹲五六个点，包括内燃机厂、纸箱厂、酱油厂等，除了看病，也在那儿做手术。

▲蔡力行（左）在手术中

我有一个手术是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做的，那时咱们医院手术室也停了。突然间内燃机厂打电话来，说有一个人得了急性阑尾炎，我去了一看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已经穿孔了，得做手术，但是内燃机厂的手术室已经塌了，没办法，那也得做啊，穿孔了不做手术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想到内燃机厂里有汽车，就找了一个公交车，在两排椅子中间搭一个木板，病人就躺在那个板上，我就站在过道那儿做。他躺好了，我从后门上去了，站在病人的左边，一看不对，应该站在右边，都刷好手了怎么办，只能从木板底下钻过去。手术的时候为了避免伤口感染，想了很多方法。做完以后就住在地震棚里头，结果这个病人伤口没感染，很快就恢复了，我觉得挺不错的，在汽车上做手术，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董：请您谈谈出国留学的经历。

蔡：我1987年出国待了两年，第一年在美国Loma Lida 大学[12]，主要是搞临床，第二年是在葛大夫帮我联系的Rochester医院[13]胃肠中心，主要是在实验室做动物实验。

我在Loma Lida 跟大家关系挺好，我回国那天，飞机停航了，把我急得不得了，人家就问我“你还回去干吗呀？”他们觉得中国穷得不得了，可是我觉得我在国外像是鱼搁浅沙滩，回国是如鱼得水，我那会儿是可以留在美国拿“绿卡”的，但我还是回来了。

董：您觉得怎么做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蔡：我得过很多奖，但最重视的是“协和杰出贡献奖”。因为我热爱协和，医院承认我有贡献，我很欣慰。做一个合格的协和人，一要有作为，协和是全国拔尖的医院，就要有拔尖的技术，在协和做医生得有本事。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就应该全心地为病人着想，不要想自己，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好处，不要有这种私心，就想怎么为病人。还有，我们应该多向别人学习，要虚心不要高傲，除了从书本上学以外，还要到一些有特点的地方进修学习。

▲蔡力行出门诊

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期待吗？

蔡：我当然希望我们医院永远是全国第一了。另外我希望协和保留优良传统。协和人能够人品正，就在于制度好。

注释

[1] 象鼻子中坑小学，位于建国门内大街原春雨胡同内，后改名为春雨胡同小学，因建国门内大街改造而拆除。

[2] 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现为北京市第166中学。

[3] 赵以炳（1909-1987），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冬眠生理学的创始人。

[4] 张鋆（1890-1977），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室主任，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开拓先驱。

[5] 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5月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6] 黄萃庭（1916-1992），普通外科专家。历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医院教授。在肝脏外科解剖方面提出利于手术的分叶分段的见解，得到广泛采用。

[7] 动脉灌注是一种将药物输注到患者动脉中的治疗方法，用于维持器官功能，防止组织缺血和缺氧。

[8] 邮票植皮，将取下的皮片剪成1.5～2cm2如小邮票状,移植于肉芽创面上的植皮方法。此法适用于自体皮源缺乏的大面积烧伤。

[9] 点状植皮，用针挑起皮肤后削取,故皮片边缘薄而中央厚, 皮片面积小,易存活,用于肉芽创面移植容易成功。

[10] 气性坏疽是火器伤中最为严重、发展最快的并发症之一，如不及时诊治，可丧失肢体或危及生命，死亡率可达20%～50%。

[11] Whipple手术：又称惠普尔手术，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用于胆总管中、下段癌，乏特壶腹周围癌，十二指肠恶性肿瘤，胰腺头部癌早期，严重胰、十二指肠伤等疾病的手术治疗。

[12] 即洛马林达大学，一所私立的、基督教的、男女合校制卫生健康科学高等院校，创办于1905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13] 即罗切斯特大学医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卓越实力的医学院校，被誉为美国东部地区最好的医院之一。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陈明雁

整理：史真真

摄影：孙良

摄像：刘玉拴

视频：李苑菁

编辑：史真真 李苑菁

本文内容节选自蔡力行教授2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图片由蔡力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