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2023年4月18日，一场大火把一家社会办医推到了风口浪尖，引发了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办医的思考和追问。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凸显社会办医群体的生存状况、管理现状和未来走向。该事件能否成为社会办医发展的分水岭事件，有必要回顾一下社会办医的前世、今生，并以此为基础，前瞻一下社会办医的未来。

一、对社会办医的基本概述

在回首和前瞻社会办医的历史和发展之前，首先要明确社会办医的基本定义。到底什么是社会办医，有人说是社会资本办医，那什么又是社会资本呢?社会资本是除了国家资本以外的资本，那什么又是国家资本呢？百度对国家资本的解释为：是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那么，我们就以此为标尺分析我国所有医疗机构的属性。

当前，从资本属性来看我国的医院，有政府投资的医院；有个人投资举办的医院；有小规模公司投资的医院；有上市公司控股的医院；有外商、台商独资的医院；有知名企业投资的医院；有社会团队投资的医院，有基金会投资的医院；也有跨国企业捐赠的医院；还有国资参股的医院、央企控股的医院，还有一些混合所有制的医院。这些医院哪些归类为社会办医，哪些归类为非社会办医？如果仅从国家资本属性来看，哪些有国家资本背景的医院均不属于社会办医。而在实际的管理分级中，这些医院恰恰是被政府职能机关认定为是非政府办医院的。因而，结合资本属性所有权和现有的管理层级，可以下一条定义：凡非100%政府投资的医疗机构，均可统称为社会办医，或许这样的定义才符合当前的实际。

二、社会办医的前世

有专家认为：1979年4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医疗体制改革的帷幕，确立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预示着卫生领域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医疗格局的形成。1984年，在广州出现了我国第一家民营医院——“广州益寿医院”；同年，另一个“首家”国有民营医院——南浦医院诞生。此后，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办医的“元年”。实际上，我国社会办医的出现早于这个时期，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建国后，我国仿照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了公费医疗、职工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农村合作医疗，县、 乡、 村三级医疗保健制度，赤脚医生被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盛赞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模式”, 被誉为 “成功的卫生革命” , 并被作为样板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这些“赤脚”医生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办医从业者，是社会办医的鼻祖。

1979年，以农村土地改革为信号的联产责任承包制推动改革开放的前行，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的召开，以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指导思想为契机，卫生部门开始加强对卫生事业的管理。1980年，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批准，这类似于卫生领域的“包干到户”，民营医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但遗憾的是，我国社会办医正式登上舞台恰恰是从赤脚医生群体开始的，是以某系赤脚医生的“医疗事业”开始的，从而走上了一条与他国或地区不同的道路。如在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台湾地区或者其它国家和地区，社会办医的出现是技术引领的。如美国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麻省总医院、约翰·霍普金斯等世界著名社会办医均是由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建立的。台湾的长庚医院是全球石化业巨子台塑企业集团前董事长王永庆，以父亲王长庚名字命名的，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企业化的管理为办医的基础。可见，社会办医疗机构要么技术优先、要么资本奠基，两者缺一不可。

反观，我国社会办医第一批创业者要技术没有医学技术、要知识没有专业知识、要资金没有雄厚资本。新办个体医疗机构除了养家糊口就是养家糊口，是谋生的手段，是一门“生意”，是发财致富的门路。于是在经营策略上就选择了营销第一、服务第二、技术靠后的发展路径，高度重视广告营销、忽悠战术，干出许多今天看起来荒诞、可笑、无底线的行为。从早期的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到广播、报纸、电视大面积铺广告，再到百度竞价、网络推送；从个人黑诊所到承包科室，再到自己举办医院，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却耗空了社会办医的声誉，拖累了整个社会办医的发展。这种发展思路与医疗服务的本质相比，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对整个社会办医群体的伤害是巨大的。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患者年龄群体和知识水平的提升，依靠过去“坑蒙拐骗”的方式已经难以奏效，患者群体对社会办医的负面认识也让社会办医陷入自己制造的危机，开始为曾经的行为“买单”。一些有识之士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于是，以质量、服务和效益为优先战略的社会办医迅速崛起。这其中包括上市集团或明星企业投资新办大型综合医院，眼科、口腔、妇产等专科医院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发展壮大，个别医疗行业内技术大拿、学科翘楚、知名专家等离职下海新办医院等。整个社会办医行业开始自省、自悟和自觉，行业内的“成份”开始优化，逐渐回归到医疗行业本质，走向一条符合自身特征的发展道路。

三、社会办医的今天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今天的社会办医已经成为我国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社会办医内部也形成不同竞争策略的办医风格。主要包括：一是围绕公立医院的缺口提供服务，如康复、护理、精神科、产科、儿科等社会办医机构；二是提供非刚需性的消费医疗服务，如眼科、口腔、医美等社会办医机构；三是错位竞争的基本医疗专科服务，如肿瘤、心血管、脑科等社会办医机构；四是分担政府层面的基本医疗服务。如一些政府改制、企业改制、资本新投的综合社会办医机构。但以2021年社会办医中的主体----民营医院为例，社会办医仍然处于艰难的生存阶段。

民营医院2021年诊疗人次为6.1亿人次，公立医院为32.7亿人次。民营医院占全国医院诊疗人次的16%，公立医院占84%。虽然，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少数”位，与民营医院的数量、床位数、职工数不相匹配。

民营医院2021年入院人数为3745万人，公立医院则为1.64亿人。2021年公立医院占全国入院人数的81%，民营医院占19%。民营医院的占比虽然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这个增长是民营医院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带来的，并不是民营医院依靠能力和声誉获得的。

民营医院2021年住院病人手术次数为1025万台，公立医院则为6550万台，是民营医院的6.39倍。公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手术量的比例在2021年为86%。民营医院的手术量占比几乎没有变化，在手术的“含金”值上，与公立医院的差距越来越大。

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在服务量上的差别还在于反映效率指标的住院天数上，公立医院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13年的10天一直保持下降，2021年为9天。而民营医院则相反，住院天数是上升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上升更明显，从2019年的9.4天增加到2021年的10.5天。虽然，民营医院住院天数的增加有患者群体年龄偏大、基础疾病较多的原因，但是反映出民营医院在收治病种上处于绝对劣势。

从生存角度为看，新冠病毒疫情后，民营医院的生存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2.35万家非公立医疗机构总计亏损1300亿元，平均每家亏损高达553万元。社会办医内部也开始人才内卷，更是加重了经营的困难。

不过，疫情只是催化剂，民营医院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在推动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求突破。实际上，民营医院内部的投资人和管理者也深知这一点，但受困于医疗人才的现实困境，以及未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的现状，难以有效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只有生存下去才有可能转变，而在生存期又不允许大的转变。另一方面，如果不转变，生存又面临“天花板”危机，继而陷入到一种“作茧自缚”的矛盾纠结。如果说十年前，绝大多数社会办医在医保政策、就医人群、社会环境的“眷顾”下，全行业几乎都活得不错。但十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几家欢喜几家愁。结合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宏伟蓝图，以及医疗改革的方向，加上现阶段就医人群的变化，患者疾病谱的改变和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一场社会办医内部的洗牌再所难免，质量、服务和经营将成为社会办医生存法则，社会办医2.0新时代正在开启。

四、社会办医的未来

时代的前进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靠运气挣来的钱最终要靠本事亏掉。大浪淘沙，剩下的是金子。随着国家医疗改革的深入，新型医保支付方式的实施，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的洗礼。那些依赖于广告营销，倾向于忽悠医疗，忽略技术质量的社会办医明显走不下去了。社会办医开始进入2.0时代，是拼人才、资本和质量的时代。

一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发展依靠人才、人才促进发展。现阶段，随着疫情后公立医院的扩张、疾控体系的完善等现实，以及公立医疗机构固有的平台优势，社会办医吸引医疗人才的难度成倍增加了，甚至出现社会办医高端人才的“回流”、“倒流”。如何有效地吸引到各个层级的人才，但这是社会办医求生存、谋发展过程中必须逾越的大山，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是躲不过、绕不过的。因而，无论是什么样规模、什么样等级、什么样业务的社会办医，必须把人才工程作为优先战略工程，稳固好现有的团队、谋划好未来的骨干、吸引好高端的人才、培育好自己的专家，社会办医的发展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否则，今天再好的局面也会败落，再差的困境也难以翻身。

二是得资本者能生存。社会办医是社会资本办医，必然要追求资本的回报，只不过对资本回报的方式和路径上存在差异。社会办医作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其生存发展要遵循经济实体的规律，那就是要有利润，要有能够支付成本的利润，要有能够促进发展的利润。但医疗行业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自身要受到政策的导引，履行社会福利和公益责任，其回报是缓慢的、薄利的，反而与资本投入的初衷相违背。从宏观上来看，社会办医从初期的电线杆起家，其本源是受到资本制肘的，因为要解决温饱问题，难以静下心来规范发展。今天，社会办医遇到的许多发展瓶颈、被人诟病的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急于回报造成的，是对医疗资本投入的预期值过高引起的。由于医疗资本对回报的“催促”，管理者便开始投机取巧、挺而走险、火中取栗、饮鸩止渴，结果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因而，无论是社会办医的现有投资人，或者未来加入社会办医的后来者，首先要对医疗资本不同于其它投资类资本要有清醒认识，对医疗产业周期长、回报少、要求高的发展规律要有充分认识，要有一种薄利、公益、回报的初心，静下心来、慢下性子，立足长远，一步一步脚印、脚踏实地，做好医疗资本持续投入的准备，延长医疗资本回报的周期，降低医疗资本的利润期望，还给社会办医一个自由的发展环境。

三是得质量者有发展。生存靠质量、质量保生存是经济生产领域的一条铁律，在医疗服务业领域也是如此。医疗服务业与商品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前者是提供服务，后者提供产品。服务质量的好坏无法像产品一样有直观、清晰的判断标准，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和实际体验，也取决于生理心理指标的改善程度，其评价尺度是多维的，充分说明医疗服务业的质量不是单一质量，是系统质量；不是单纯的医疗质量，是综合质量；不是简单的诊治，是过程体验。回到现有患者及家属对社会办医质量的评价上，质量不高是当前的代名词，也是社会办医想要重新改变形象的抓手。这个质量包括体现水平的医疗质量、让患者舒心的服务质量、医院经营的管理质量，其中医疗质量是核心。医疗质量并不是去追求较高的医疗救治能力，而是把患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为患者服务作为行医的根本，从救治的每个流程入手，让患者在生理和心理上获得收获，切不可以过度强调服务质量，更不能忽略经营质量，以系统的质量观，再辅以人才和资本的支撑，让社会办医从声誉、品牌、质量的现有“泥潭”中挣脱出来。

伟人邓小平曾说过：“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类比到社会办医领域则是：不管社会办医自身的发展路径如何，能够服务好患者就是合格的社会办医。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办医一定能够自我革命、凤凰涅槃，为健康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