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5日，75岁的边老——我国著名妇产科学家、产前遗传诊断学家、原北京协和医院产科主任边旭明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医院送走了边老。“边旭明教授1946年出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1970年至1978年在陕西省洛南县及湖北省郧阳市妇产科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妇产科学家林巧稚。1986年至1989年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中心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1994年至2011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兼产科主任，先后担任卫生部妇社司全国产前诊断专家组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控制与预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社会兼职。”“边旭明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作在产科临床第一线，病人的床边、产房和手术台是她长年战斗的地方。她思路清晰、冷静果断、敢于负责，每一个疑难危重孕产妇的抢救、会诊和处理，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长年坚持临床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妇产科医学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她系统开展了对过期妊娠、糖尿病合并妊娠、甲状腺功能异常合并妊娠、子宫肌瘤合并妊娠、头位难产、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等方向的科学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
“作为产前遗传诊断学家，边旭明教授在胎儿遗传性疾病的产前诊断以及出生缺陷防控工作中成绩卓然，是中国产前遗传诊断学领域的一面旗帜，获得200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16年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颁发的“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奖。她在2017和2019年的“国之名医盛典”中被授予“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和“国之名医·特别致敬”称号，2018年被中国妇幼健康学会授予“杰出贡献奖”称号。”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官网关于边老的事迹介绍。但在我心中，还有一些自己的记忆。在与边老28年的人生交集中，我对边老从崇拜到敬畏，再从敬畏到感恩......1993年我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时候，边大夫还在国外学习，但我已经从前辈同事们的口中听到了边大夫的故事，说她是妇产科第一大美女，留着两根又黑又亮的大辫子。我第一次见到边大夫的是1994年，那时候她的大辫子已经变成了齐耳短发。从一开始认识边大夫，我就对她充满崇拜，首先是她的英语水平。可能是长时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缘故，边大夫查房时经常会用英文，不是那种中文句子夹杂几个英文单词的形式，而是一整段话的英文。于是我对边大夫的英文水平充满了羡慕，以前赌咒发誓不出国的我，也想有朝一日能出国学习，将英语练得和边大夫一样好。颇有意思的是，我后来也出国学习了，但去的地方是巴黎，那里的人永远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即使讲英语，也是以法语的拼读方式发音。边大夫英语极好，却也常常和我们小大夫开一些中式英语的玩笑。在我的记忆中，“给你点颜色瞧瞧”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和“老师，让我试一试” （Hi，teacher，let me try one try）等类英文都是从边大夫的那里学来的。开始我们按照协和传统管边旭明教授叫边大夫，不知何年何月开始，产科人对她称呼改变了，称“边老”。其实那个时候的“边老”才50刚出头，一点都不老，尤其是她一头浓密的头发，令无数人羡慕。边老曾经给我们讲过，她女儿曾经这样评价过的她的头发：“跟假发一样”。
实际上，边老最令我崇拜的还是她的一项产科改革： 将检查产妇宫颈口扩张情况的方法由长期以来的肛门检查变为阴道检查。这可以说是边老回国后给患者带来的最大利好之一，对小大夫而言也是很大的“福利”。女性经阴道分娩分为三个产程，第一产是从规律宫缩开始，宫颈口从闭合状态逐渐扩张到直径10cm的过程。但是宫颈口到底扩张了多大，并不是通过直视检查确定的，长期以来都是经肛门插入一根手指（食指）进行检查，称为肛门检查，简称查肛或肛查，而且，表述方法也不是用厘米，而是用宫颈口开了几指头宽来表述（比如开了3指）。由于肛查只用一个手指感知，对距离的判断是很难得，而且中间还隔着一层组织（即直肠阴道隔），所以这项检查对产科大夫而言颇具挑战。当时的产科常规是肛查，不轻易直接做阴道检查，只有多次肛查宫口大小查不清楚，或者胎位或胎心有异常等情况下，才会在消毒后进行阴道检查。而且，当时只有上级大夫才有做阴道检查的权限。对于刚刚入门的产科小大夫而言，肛查是一项很有压力的学习项目。产房曾有一个硬质挂图，上面有宫口开大1cm到宫口开大10公分的圆圈，是立体图，用途就是让小大夫们闭着眼睛用手去反复感知，再比对肛查时对宫颈口大小的感觉，提高检查的准确性。
（当时的硬质挂图已无法找到，此图片来源于网络，谢谢原素材博主）即便如此，对于新手而言，肛查也仍让人头痛。当时有一个姓张的大夫，文文弱弱的，在产房轮转的时候，我负责带教她。只要上级大夫让她给病人查肛，她就紧张。因为如果检查结果和上级大夫的检查结果不符合，就说明她的检查还不过关。结果小张大夫在产科轮转的几个月期间，月经一直没有来潮，原因应该就是紧张。边老管理病房后，果断地改变了这一当时全国通行的方法。她说国外早已废弃了肛查，普遍采用阴道检查。在医院官网发布的边老的生平介绍中说她“思路清晰、冷静果断、敢于负责”，我觉得这项产科检查方法的改革就是最好的注脚之一。我清楚地记得边老是这样解释的：第一，肛查是用一个手指检查，而且还要隔着直肠阴道隔去感觉，很难准确判断宫口开大的程度和胎头方位是否正常，而阴道检查是用两个手指（食指和中指），这样就有参照，而且是直接感知宫颈，检查更为准确；第二，最新研究已经显示经阴道检查并不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增加产后感染的几率，相反，由于肛查每次都要将阴道直肠隔顶向宫颈口，阴道的致病微生物更容易接触到胎囊，如果胎膜已经破裂，则会直接接触到胎儿，反而会增加产后感染的几率；第三，由于阴道检查比查肛更准确，不用反复多次检查，整个产程中检查的次数就会减少，同样降低了感染几率；第四，已婚妇女由于有性生活，阴道的容受性更好，多半女性都愿意做阴道检查，而不愿做肛查，后者更让人难受。于是，从那时开始，小大夫也有权限进行阴道检查了。目前据我所知，产科已经用阴道检查取代了肛查。我写出这段故事，并不表示我对比边老还老的前辈们的不尊敬，而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医学科学和医学认知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有些方法即使当时全国通行，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但是， 改变需要勇气，需要胆识，需要魄力，而边老恰好就是具备这些素质的人。那是1998年春天，我在产科当总住院医师，边老负责一项临床试验，目的是检验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型保胎药物盐酸利托君注射液（商品名为安宝）在20周以后的先兆早产保胎治疗中的疗效。当时这种药物非常昂贵，一支都得上千元。药厂免费提供试验药品，我负责药品的保管、分发和登记等具体工作。最开始项目进展得一帆风顺，我还得到了边老的表扬，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起特殊的事故。所幸事故不是发生在病人身上，而是发生在药物上。药物需要冷藏保存，否则会很快失效。试验药品放在治疗室的一个冰箱里，护士和我当然都知道它们是宝贝。然而不幸的是，有段时间病房的护理员病了，来了一个临时的护理员。她工作很积极，在清洁冰箱的时候把电给断了，清洁完毕之后就没有再及时接上电源（她说是为了让冰箱透透气，干爽一下），等到发现的时候，后果已经酿成，而且无法挽回——30多支安宝成了废品！价值数万元的药品瞬间报废，当然是一件大事。药厂的科研代表找到我，眼睛里几乎都是怒火，说的话也特别难听，我当时还血气方刚，就和他“刚”了起来。为了解决问题，边大夫组织相关人员，包括药厂的科研代表进行商谈。边大夫在会上首先进行了自我检讨，然后对事件原因进行了分析。经过一番商谈，药厂的科研代表请示上级主管后同意再提供30支试验药品。按说，事情到此为止，已经圆满解决。但是最后当边大夫让我也说几句话的时候，却出现了状况。虽然后来我知道她只是让我说几句形式上的面子话，向药厂科研代表表个态而已，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点，面对曾经对我极不友善的对药厂科研代表，我说：“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是护理员不小心造成的”。我还没有说完，现场气氛就凝固了。边老当时气得脸都青了，直接问我：“那你说怎么办？既然这样，你来处理！”好在药厂科研代表没有当着边老的面再次我和“刚”，我们也重新开始了试验。但是在那之后的好几天，我心里都非常难受，对药厂的科研代表对小大夫强横而对大大夫礼貌的行为极为不耻。而且我对边老也有些怨气，好几天都不和她说话，即使她当时是妇产科副主任。哎，人呐，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呢。过了几天，边老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有些委屈，也知道药厂的人对你态度不好，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缓和矛盾、推进试验吗？我当然知道是临时护理员不小心犯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她身上。你想想，她一个护理员，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如果追究她，她的工作就没了！还有，你是具体的负责人，怎么说也有责任，你要是写一张纸条贴在冰箱门上，提醒其他人冰箱里面有需要保持低温的贵重药品，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故了……”我诚恳地接受了边老的批评。尤其她说的 不能把责任推到临时护理员身上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20多年之后，我刚买不久、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电动自行车在医院车棚被盗，监控录像显示车是被一个中年妇女大摇大摆地骑走的，而负责看管车棚的保安一直低头玩手机，根本没有看进出车棚的人。保安负责人第二天通过保卫处给我传话说愿意给我赔1000元，我当场拒绝。因为我知道一旦赔了钱，当事的保安就会被严肃处理，很可能会被辞退。可以说，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20多年“安宝”事件中边老对我的教导。另外，边老说的 在冰箱门上贴纸条提醒的建议，对我以后的工作也很有帮助。2012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看见他们每个手术间都有一张手术间仪器及物品放置位置图。这样不同的手术团队在手术结束后会将所用的物品物归原位，下一个手术团队使用的时候，就能迅速地找到需要的设备。他们的护士长说，这参照的是航空公司的流程，也就是“清单革命，统一流程”，这样任何一个机组使用同一架飞机时，团队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我将这张器械放置示意图照了照片，回国后给医院汇报时进行了展示，后来应麻醉科主任黄宇光主任之邀在手术室再次报告时也展示了这张图片。从2013年之后，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的地面上贴了放置相应仪器的标签，像小型停车位一样。这是否与我的汇报有关，不得而知。但是，边老说的贴纸条的方法却一直影响着我，以至于我在家里到处贴条，还在门边也配置了一个小白板，用于家人之间对重要事情的相互提醒。 可以说，边大夫对我批评和提醒，不仅让我认识到了我该负的责任，也让我 对她从长期崇拜、短期抵触变为持久敬畏了。没错，就是敬畏，既绝对尊敬，又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国庆节之前的一个晚上才发生了改变。那是2003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秋天的北京已经有些凉意了。当时我值产科长四线，也就是隔天一个夜班，为产科最高现场决策者，当然也是担责者。那天晚上，我一个老同学的夫人临产了。同学夫人在早孕期很不顺利，一直有先兆流产征象（阴道少量出血），用了很长时间的药物进行保胎治疗，后来好不容易情况才稳定。我特别关注的同时，还是像以前一样，对特别熟的人采取有所回避的态度。在男妇产科医生中，对熟悉的异性朋友看病时的态度不尽相同。对于特别熟悉的人，我通常不会亲自做妇科检查，而是托付给我信得过的同事。因为，我觉得以后还要见面，亲自检查多少有些尴尬，所以通常有所回避。当然，并不是所有男妇产科大夫都像我这样，科里有一个姓C的同事，风格就和我截然不同。他不仅不回避熟悉的异性朋友，而且她爱人生小孩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接的生。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互黑，于是我给他编了一个段子。段子是一个谜语，谜面是：C大夫给大学女同学接生，打一成语。我给出的谜底是：故，地，重，游！当然，现在看来，只能说C大夫比我更君子、更坦荡而已。回到那个微寒的深秋之夜。由于产妇是我同学的夫人，因此我都是让下级大夫去做阴道检查，然后向我报告。同学夫人宫口开全进产房后，我也是站在她床头，给她鼓劲而已，不去产床的另一端。因为在那一端，产妇的隐私部位已经完全暴露。同学夫人的第一产程进展顺利，第二产程（也就是从宫口开全到小孩完全娩出）也很顺利。然而，第三产程却出现了致命问题——胎儿娩出后，本来应该在15分钟最多30分钟内娩出的胎盘，迟迟都不能娩出。胎盘不能剥离子宫娩出体外，或者剥离不完全，子宫创面就会持续出血，这就是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的时候会致命。我最初还很镇定，指挥下级大夫做手取胎盘的操作，也就是将手通过还没有闭合的宫颈口伸入到子宫腔内，像剥柚子一样把没有剥离的胎盘强行取出来。由于没有麻醉，患者比较痛苦，但一般都能奏效。遗憾的是，下级大夫没有能够成功取出胎盘。同学夫人的出血越来越多。我再也顾不得熟人与否，刷手上台，亲自去取。要命的是，经过多般努力，我也没有能够将胎盘取出来！同时，同学夫人的出血越来越多，血压都开始下降了。坦白地说，我有些慌了。如果出现问题，我怎么对得起同学？我还怎么继续当医生？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向边老求救。我相信人真的是有潜能的，因为边大夫家的电话号码自动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我让护士用手机拨打了边老家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护士把手机递到我的耳边，我带着颤声简短汇报了病情。电话那头边大夫果断地说，联系血库输血，立即到手术室，麻醉下取胎盘，必要时开腹切除子宫。边大夫让我不要慌乱，她马上赶过来。考虑到边老当时已经58岁，大晚上一个人从北极阁到医院有些不安全，于是我让下级大夫联系血库和运送同学夫人到手术室的同时，我和同学一起从医院到边大夫家去迎她，我一边走一边和同学交代病情。到北极阁路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从胡同里急急忙忙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几乎是一路小跑。我老远就大喊：“边大夫！”坦白地说，那个时候的这三个字，不是普通的称谓，而是救星的代号。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整个东单北大街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出来的时候没有穿外套，穿的是短袖刷手服，我有些瑟瑟发抖：一是天气真的比较冷了，二是充满恐惧的心突然放下来后的报复性反弹！昨天我同学夫人给我发微信说：“我老公也回忆是半夜两点去接边大夫，脑子都是蒙的，让干啥就干啥”。边大夫和我直接进了手术室。术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同学夫人很快就被麻醉好了，血也已经输上了。边大夫上了手术台。大概由于早孕期因先兆流产长期用药的原因，同学夫人的胎盘粘连特别严重，即使是在麻醉下手取胎盘也没有成功。于是，边大夫只好用有齿卵圆钳，一点一点往外钳夹胎盘。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被取出的胎盘装了满满一托盘，出血终于逐渐减少了。配合药物后，血最终止住了。同学夫人的子宫和生命都保住了。边大夫脱下手术衣的时候，刷手服已经完全湿透。我真诚地向边大夫道谢，发自内心，替我同学和他夫人，更为我自己。边大夫哈哈一笑：“小谭，这下你不用怕你同学了！”边大夫的笑容，愉快中带着几分天真，永世难忘。从那以后，我对边大夫就从敬畏变成了感恩。每年的9月2日，我都要给边大夫发一条短信表达祝福，因为，那一天是她的生日。边大夫生病后，我曾和我同事一起去看过她，她还是叫我小谭，只是说话声音有些发颤。后来边老的病情有所好转，在2019年8月人民日报社举办的“国之名医”评选活动中，边老获得了最高荣誉——国之名医.特别致敬。我也因在科普方面的工作获得国之名医.优秀风范。当边大夫穿着那身靓丽的绸面衣服去领奖的时候，我特别自豪，特别高兴。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鼓掌的同时，大叫“边老，边老”。边大夫看见了我，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遗憾的是，在那次活动中，我们医院其他几个获奖人员一起合了影，却没有与边老合影。因为鉴于她的身体状况，她领完奖后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就护着她提前离开了会场。今年边大夫病重期间，很遗憾我没有去看望过她。我本人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受“无法治愈，只能共存”的高频感应神经性耳鸣的折磨，一度被逼到崩溃的边缘（所幸现在已经和平共处），状态极为不佳，不太愿意去看病中的前辈，包括今年3月到西山拜谒宋鸿钊院士、吴葆桢教授和王元萼教授的活动，我也缺席了……但是，我有几次在楼道遇到过边老的爱人、麻醉科的叶铁虎教授，我也和其他人一样称他虎叔，我请虎叔代我向边老问好。还好办公室的前辈是妇儿工会的负责人，每次她去看望边大夫后都会和我说起边大夫的情况。还有，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科里一位在边老手下工作的师妹在妇产科微信群中留言：“边老最后一段时间没有太遭罪，都是干干净净的，虎叔一直也陪在身边，也是一种幸福，大家不要太难过。咱们永远铭记前辈，脚踏实地（工作）。”
（边老在妇产科春节联欢会上的留影，均为2013年之前）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边老。虽然官方发布了边大夫正式的生平简介，但我仍然愿意将我在边老身边的这些小故事写出来，与喜欢边老、崇敬边老、热爱边老、感恩边老、怀念边老的朋友们分享。
协和妇产科三位前辈大师（从左至右）：
孙念怙教授（1929.12.
5~2019.
8.17
），徐蕴华教授（1935.12.6-2022.8.23）,
边旭明教授（1946.9.2-20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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