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我在海南五指山做军医

      1987年7月初，我们军医大学毕业。宣布毕业分配命令，我被分配到海南岛的海南军区。我们是1982年上的第三军医大学，当时，我们也算是文革后比较早期的大学生了，上军医大学，当一名军医，成为治病救人的医学专家是我们的理想。

      先从第三军医大学所在地重庆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海口。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见大海。人生开始新的旅程，也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样？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一路上，我把这些焦虑、不安，还有憧憬等，都写在文字上，一共写有6、7页信纸，后寄给同学好友同乡郭华阳，不知道这封信华阳同学还保存否？船在秀英港靠岸，上岸后乘坐公共汽车去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到，公路两边都是椰子树，树上结满了椰子，一派与内地完全不同没有见过的热带景象。以前小时候在小人书里见过越南小孩引诱美国大兵爬上高高的椰子树，然后把美国大兵的枪偷跑了。现在椰子树就在眼前，觉得海南不错。

      到海南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报到，我被分配到海南岛南部五指山区一个叫通什的地方某陆军师。不能留在海口，心里凉了半截。因当天已经晚了，需要在海口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去通什。到了政治部招待所住下，同房间已经住了一人，是刚刚办完报到手续的从石家庄军械技术学院毕业的刘志辉，正闷闷不乐躺在床上。他被分到五指山区某军械仓库，叫他在海榆中线公路202公里处下车，下车地点连个村庄地名都没有。后来我俩成了好朋友，我也去过他的单位玩过2次，那真是偏僻，条件非常艰苦。第二天我俩一起上路，他提前在202公里处下了车，我又坐了二十多公里路，翻过阿佗岭到达通什后，再坐十几公里的三轮车去师部干部科报到。干部科的干事与我讲，你到师医院工作，但是明天先去师下属的炮兵团报个到，也就是人在师医院工作，但我的人事编制命令在炮兵团。第二天我吃完早餐就自己去炮兵团报到，炮兵团政治处干部干事一看到我来报到，很高兴，但一听说我工作在师医院不在炮兵团，立马报告团领导，团领导与师干部科电话勾通不放我去师医院。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师卫生科长兼师医院院长陈庆云科长得知要分来一个第三军医大学大学生，要求干部科把我放到师医院。我是师医院文革后第一个本科大学生，陈庆云科长很器重人才，才向师干部科提出这个要求的。炮兵团毕竟是下属单位，拗不过上级干部部门，我在炮兵团报完到后还是回到了师医院工作。后来陈庆云科长听说后说我怎么这么傻，不跟他报告一声就傻乎乎的去炮兵团报到，我们都是高考上去的学生兵，非常单纯，不懂得去处理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下午从师干部科报到后到达师医院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师医院通信员周小勇带我去饭堂吃饭，只见菜盆里剩下的，一个是豆芽菜带几片肥肉，另一个是茄子。我想可能今天是吃剩下的，好的菜吃完了，哪知道后来几乎天天都是差不多，吃的比在重庆上学时差太远了。后来才体会到，1987年那个时候海南物价就非常贵，蔬菜等价格比重庆差不多要贵很多，到现在三十几年过去，我也是老海南人了，一直真切地体会海南物价贵，消费高，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都降不下来。

       师医院是部队基层医疗机构，几十个人，规模与大一点的地方卫生院差不多，医疗业务也相对比较简单。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和经验科学，医生的成长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学习提高，要有有质量的病源，要有一个大的医疗实践平台单位，与医生自己的努力结合起来，医生的医疗技术才能进步、提升，才能成为一名医学专家。师医院这个平台显然实现不了我的医学梦想。通什是海南岛南部五指山区核心地区，山高林密，是一个只有11万人以黎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县级市。与师医院相邻的是黎族村寨番道村和畅好农场8队。畅好农场8队是种植橡胶，那时番道村全部是黎族茅草屋，墙是泥巴糊上去的，不是砖瓦墙，茅草屋都比较小，里面陈设非常简陋，附近山上还看到刀耕火种的迹象。看着天上一块天，望着眼前的这个工作平台师医院，事业怎么办？将来怎么发展？心里郁闷极了。过了一段时间，陈庆云科长兼院长看出我不安心的心思，说了一句话：干好一天是一天，干坏一天也是一天。这句话点醒了我，人不能自暴自弃，既来之，则安之，路还长。从此，我的精神面貌变了，工作积极了。

     我先是在师医院内科所工作，后在师医院外科所工作，门诊也工作过。1987年的时候，海南还未建省，海南建省是1988年4月份。当时海南是边远艰苦落后地区，为什么说它落后？从收治的病人就可见一斑。当时战士发热病人占了内科所病房的很大一部分，发热病人中90%是疟疾疾人，间日疟最多，也有恶性疟，氯喹、青蒿素、蒿甲醚这些抗疟疾药我都用过。屠呦呦他们研制出的青蒿素，最早就在海南五指山区试用，当时师医院内科所所长谭建华医生讲，他都参加了青蒿素全国大协作应用。另外，发热病人中还偶有勾端螺旋体病、恙虫病。我还记得治疗勾端螺旋体病用青霉素注射，一次20万个单位，剂量不能大。恙虫病用强力霉素口服，一天2片，用2天。海南热带地区，蚊子多，疟疾一直是威胁海南人民特别是南部山区人民健康的重要地方传染病。经过多年的防疟除疟运动的努力，现在海南疟疾已经很少发生了，但当时在五指山区这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普通疾病，一个地方先进与落后与否，地方性传染病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

       师医师没有麻醉医师，1989年派我去上级医院进修学习了半年麻醉。回来后我做了三台麻醉，一例是8岁小孩上臂骨折氯氨酮麻醉，一例是甲状腺手术颈丛麻醉，一例是67岁老太太人工股骨头置换，主要是这一例股骨头置换手术麻醉中出现的情况，促使我下定决心不能做麻醉了。当时师医院尽管条件一般，但是一般手术如胃大部切除、胆囊手术、甲状腺手术、剖腹产手术、一般骨折手术、包皮手术……等都可以做，这些手术的量很少，但还是有。以前麻醉是一个没有医生资质的志愿兵卫生员麻醉，因为他只是卫生员，是不能行使麻醉医生职能的，所以叫我去进修。我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医生，只进修了半年麻醉，应该说麻醉技术还有限，回来独立开展手术麻醉是要承受很大风险。这个67岁老太太置换人工股骨头，是当时刚建省东北一个闯海南的教授自带人工股骨头来医院主刀手术，手术过程不是很顺利，手术时间拖得比较长，病人血压后期往下掉，用麻黄素升压维持，最后终于安全下了台，但是我是非常紧张。在大医院麻醉科，病人麻醉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主任及其他麻醉师同事立马赶过来协同抢救，在师医院全靠我这个刚进修半年麻醉医生，风险太大。麻醉工作真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病人一般不出事，一出事就是心肺及生命体征出大事，要求麻醉医生抢救能力相当强及抢救经验相当丰富才行。我想，这样下去不行，迟早会遇上大事，不能继续干了，向领导提出来，领导也同意了。后来有重要麻醉均是请地方医院麻醉师来帮忙做。

       当时师医院病人或手术需要输血，不是通过血站送血，这么偏远的山区没有血站，通什有人卖血，要输血就叫卖血人过来抽血。我还记得那个50来岁胖胖的卖血人的样子，可见那个时代基层医疗有多落后或者说有多艰苦，医疗也不像现在规范。在外科所当医生时，还记得管过一个杀猪佬，杀猪时烫猪毛，自己掉进热水桶里，造成大面积烫伤，烫伤面积有50%，好在大部分是二度烫伤，病人治好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不便，基层医疗机构尽管条件一般，但是开展的服务项目还不少，难度也有一些，放在今天，这些大一点的手术一般不会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做。另外，与我一年分配到师医院工作的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毕业的张健药师，在他主持下，药房自制大输液，就是利用葡萄糖粉、氯化钠粉、蒸溜水，灌装进瓶，制成10％和5％葡萄糖注射液、5％葡萄糖盐水、0.9％生理盐水，这些都是药品，全部要求无菌操作，在基层师医院能制大输液也是挺历害的。还有，药房一名叫陈亦飞的志愿兵卫生员利用槟榔、槟榔花，制成中成药治疗胃病，效果不错。外科所自采红树皮熬成红树皮水汁（叫红树烧伤液），涂在烧烫伤创面上治疗烧伤病人，效果非常好。可见当时基层部队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想事干事，并且干出成绩了。

      1988年7月，我随师医院医疗队去三亚牙龙湾部队海训训练场巡诊。当时牙龙湾完全是原生态的，都没有开发，清澈见底的海水，大片大片白晃晃的沙滩，我当时想，这个地方好吔，要是在这里买一块地，将来必有大用，这个想法可惜无法实现。海训的官兵，负重在海上游泳，整天衣服湿漉漉的，很多战士烂裆，训练和生活都很辛苦。中午休息时，我站在海边一块七、八米高的岩石上，一个浪头打来掀得很高，把我全身打湿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大海的威力。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要求部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部队待遇差，还允许搞生产经营。师医院也收地方病人，但是量很少，上面讲的手术病人67岁老太太就是地方病人。师医院有一个培训部队卫生员的卫生员训练队，在培养部队卫生员的同时，招收海南各农场的青年男女卫生员学员，记得是一年1000元学费，卫训队对外宣称卫生学校，多的时候有2百多人。我们去上课，记得第一次去上课前很紧张，因为从没有上过台讲课，担心卡壳。后来一上去讲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专业内容，很自然就放开了，以后讲课再也不惧怕了。我还是医院蓝球队的领队，记得有一年师直属队比赛，带领医院蓝球队与防化连蓝球队争冠，打得很激烈，最终赢得了胜利。我还牵头组织了一次文艺晚会，排练，借音响，彩排，正式演出时，师医院大礼堂全部坐满了人，演出很成功。

      师医院营区蛇很多，在师医院的4年中，有三次发现蛇进到我宿舍，其中2次还是眼镜蛇，所以经常遇到蛇，晚上走路要小心，住院战士中也常有蛇咬伤的。营区有很多波萝密树，其中要数黄建奇副院长家门前的那棵波萝密树最大，结的波萝密又大又好吃。波萝密分干苞和湿苞的，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干苞波萝密，湿苞波萝密赶不上干苞波萝密好吃，但是也很不错。

      从1987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师医院工作，到1991年7月调离师医院到上级中心医院，在师医院工作生活了整整4年。我从一名刚毕业的医学生，转变为一名人民军医，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度，我被授予中尉军医。这4年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旅程，是人生的重要历练，使我更珍惜后来的工作平台机会，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加紧追赶，把在基层这4年业务进步上受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这段经历使我对基层官兵感情更深了，亲身体会到基层部队官兵就诊看病的不易，大老远到省城上级医院来看病，不管是病大病小，必须认真负责对待，不可敷衍，一定要帮助他把问题解决。这4年我认识了很多战友，很多战友至今还保持密切联系。部分战友一直在师医院工作到退出现役，部分战友也上调到上级中心医院或其它单位，有的与我又成为同事，成为单位业务骨干或学科带头人。师医院战友中，不管是军官还是志愿兵士官义务兵，都非常优秀，他们不仅在部队工作中尽职尽责，在边远边彊山区为国防卫勤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贡献自己的力量，退役到地方工作或自己创业，都表现优异或小有所成。我建立了一个五指山区医院战友微信群，让在五指山区师医院这个军营中工作过、战斗过的战友们有一个回忆交流的空间。现在该师早已经撤编，师医院也不在了，但这个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永远不会忘记，战友情永远长远。

下右二，在师医院与同事战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