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CIT 20周年】高润霖院士回顾中国介入发展：老前辈的指导让我终身受益

2022年，CIT已历经20载岁月。

作为CIT的创办者和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先驱者及领航者，高润霖院士接受特别专访，分享了他几十年来在冠心病介入领域精研学术的点滴故事和心路历程。

医道谨严，老前辈的影响受益终身

1965年，高润霖院士从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分配至当时的陕西省第一康复医院（现为宝鸡市中心医院），在宝鸡工作了13年，在内科系统轮转。高院士回忆，那时陕西西部乃至甘肃东部的患者都会去该医院就医，急诊、危重患者很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1975—1976年，他受医院委派到上海仁济医院心内科进修1年；1978年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进入心脏病专科领域。1981年12月毕业后，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1985—1986年，他通过考试拿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去美国专门进修介入心脏病学。回国后在冠心病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内容中，介入治疗是重要组成。

高润霖院士表示，从医以来，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两位老师陶寿淇教授和陈在嘉教授。

陶寿淇教授是老前辈，现已去世。他非常博学，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很善于发现问题，每次跟随他查房和工作，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临床思维和方法。

陈在嘉教授是非常杰出的临床医学家。她从年轻开始，口袋里就有个小本子，遇到特殊的患者随时记录。她是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长期在临床一线掌握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几十年前，没有这么多现代化设备，疑难患者的诊断也只能凭病史、物理检查、心电图和一些化验进行。陈在嘉教授把她积累的100多个疑难病例仔细整理后在杂志连载，后来由于影响特别大，就出版了《陈在嘉百个难忘病例》这本书，非常受临床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的欢迎。

此外，高润霖院士在上海仁济医院学习时，也从郑道声教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郑教授非常重视临床基本功，特别是听诊。现在很多年轻医生都不重视听诊，甚至连听诊器都不拿，只通过超声来诊断瓣膜疾病。在20世纪60~70年代，超声还没有普及，鉴别诊断只能靠医生的基本功，再加上胸片、心电图。当时，二尖瓣狭窄可以做外科闭式分离，但如果患者有二尖瓣明显关闭不全，就不能做闭式分离术。心尖部有收缩期杂音到底有没有关闭不全？在没有超声的年代，只能靠听诊和胸片来诊断。郑道生教授用听诊加上胸片和心电图，总是能做出很肯定的诊断，基本功非常令人佩服。当时同行都管郑道声教授叫“神听筒”。

高润霖院士表示，老前辈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向他们学习能受益终身。

细数往事，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起步和发展

有关心血管介入治疗，高润霖院士历数了冠脉和结构性心脏病两个方面的早期发展。

早年，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技术还很不完备。高润霖院士1985年在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院的一个附属医院进修介入心脏病学。当时，冠脉介入只是球囊扩张，1977年Gruntzig做的第一例。1985年美国大部分医院也都刚开展不久，经验都不多，器械也很原始。引导导管是8F的，球囊是3.5F，都很粗；导丝两米多长，需要两个人密切配合才能操作。当时做手术很紧张，术中急性闭塞的发生率在3%~6%，急性闭塞后患者会发生剧烈胸痛、心肌梗死，需要做急诊搭桥手术，因而每次球囊加压扩张都令人心惊胆战。此外，早期球囊扩张后，前降支病变再狭窄发生率高达40%~50%，回旋支为30%，3个月~半年再入院的患者很多。

我国有记载的第一例PCI是1985年由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郑笑莲教授团队完成的。1983年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蒋文平教授曾邀请一位美籍华人专家做过一例PCI，但无文字记载。

1986年阜外医院开始开展PCI。1989年，阜外医院开始将PCI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做溶栓失败后的补救性PCI；1990年，阜外医院开始做急性心肌梗死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直接PCI。

1992年，阜外医院开始使用裸金属支架；2001年，北京、广州最早开始应用药物洗脱支架。之后，又出现了全降解药物洗脱支架。

在结构性心脏病领域，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在国际上是开展较早的。1983年，上海就率先开展了动脉导管未闭（PDA）封堵术。1997年，北京开展了房间隔缺损封堵术。2002年，上海又开展了室间隔缺损（VSD）封堵术。

对于瓣膜病的介入治疗，我国1984年在广州首先开展二尖瓣球囊扩张；2010年，上海的葛均波院士团队做了我国第一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TAVI）；2010年12月，阜外医院杨跃进教授、吴永健教授做了第二例和第三例TAVI；2010—2012年，浙江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建安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陈茂教授也都分别根据临床患者的需要，从人道救援的原则，做了一些TAVI病例。

当时，我国既没有进口瓣膜，也没有国产瓣膜，少量的TAVI病例都是从人道救援的角度来做的，但也为我国积累了一些早年的TAVI经验。2012年，我国第一款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装置Venus-A经药监局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真正开启了中国瓣膜介入的临床和研究工作。2017年，Venus-A完成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同时经心尖途径的TAVI装置J-Valve也获准上市。之后，几款国产装置陆续进入临床试验，我国TAVI的临床应用开始迅速发展。

房颤患者左心耳介入封堵术是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的另一个亮点。我国最早是在2012年对Lambre的应用，之后，其他几种左心耳封堵装置也陆续应用于临床。

潜心学术，冠心病诊疗技术及研究的领航者

在临床研究方面，高润霖院士早年主要是进行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球囊扩张年代，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主要问题是再狭窄，这也是当时的热点研究课题。高润霖院士带领团队做了很多冠心病再狭窄基础研究、支架技术研究等。

高润霖院士通过产学研结合，大力促进了介入器材的国产化。我国第一个药物洗脱支架Firebird是在阜外医院进行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之后多种药物洗脱支架如NOYA、Tivoli等，都是由阜外医院牵头进行临床试验、获批上市的。在全降解可吸收药物洗脱支架方面，国产第二代可吸收药物洗脱支架Firesorb，也是由阜外医院高润霖院士牵头完成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阜外医院从2007年开始，就参与了我国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全世界唯一一种铁基可降解支架IBS的研发工作。从动物实验到首次应用于人体，再到进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一步一步突破了很多挑战。

在TAVI领域，我国第一个TAVI装置Venus-A，以及Taurus One等，都是在阜外医院牵头完成临床试验，最终获批上市的。

阜外医院作为国际多中心试验的中国牵头单位，由高润霖院士牵头进行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抗栓、抗血小板治疗和血脂等方面的临床试验，如TIMI25、ATLAS ACS-TIMI46、TIMI52、 del OUTCOME等研究。

此外，在冠心病研究包括再灌注治疗、溶栓药物、再灌注治疗后无复流的预防、心肌梗死血流动力学监测等方面，高润霖院士团队也都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由于rt-PA在中国患者中脑出血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高润霖院士团队就探索了rt-PA半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实了半量rt-PA对中国人安全有效，这一方案目前仍在临床应用。为了减少指南和临床实践的差距，高润霖院士牵头做了CPACS-1、2、3等研究工作。

近年，高润霖院士体会到，作为临床医生，病是治不完的，人群的流行病学防治非常重要，因而他参与了一些人群防治等方面的工作。在“十二五”期间，高润霖院士主持了我国“十二五”支撑项目——高血压及重要心血管病的调查，圆满完成了任务。

荣誉等身，既是荣幸也是激励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高润霖院士担任过很多组织和社会职务。在担任学会主委期间，高润霖院士善于团结老、中、青三代心血管病学工作者，促进学科发展，带领心血管病学分会率先实行了候任主任委员的制度，有利于对学会骨干的培养；同时，还率先实行了专家会员（Fellow）和资深专家会员制度，增加了专家的荣誉感，促进了整个分会的凝聚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高润霖院士提了很多涉及医学教育、医疗改革等的提案。在2007年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五次会议上，他有个提案是关于备战奥运、有效防范运动猝死，呼吁配置除颤器等装置的，国家体委、奥组委非常重视这一提案，该提案被政协评为当年的优秀提案之一。

1999年，高润霖院士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高润霖院士表示，工程院院士是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是组织上对其工作的肯定，这一称号本身也是对他最大的激励，他还要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工作，为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高润霖院士曾经获得过2011年EuroPCR的ETHICA Award以及2016年TCT的事业成就奖，这对于大多数心血管医生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荣誉。而高润霖院士表示，这些荣誉能够颁给他个人，首先离不开我们国家的强大、国家影响力的增加；其次也表明我国介入心脏病领域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的重视，是国际学术界对我们的承认。实际上，奖励的不是个人，而是阜外医院，是我们中国。

给年轻医生的话

高院士表示，对于年轻医生，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科研工作者，首先是要打好三个基本功，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掌握好这“三基”后，还要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看到患者后，怎么考虑诊断，怎么考虑治疗？思维方法非常重要。最后要实践，光看书成不了好医生，必须要大量的实践，在实践中每诊治一例患者都会积累一定的经验。此外，还要掌握最新进展。在掌握“三基”和正确思维基础上，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今日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