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如何战胜传染病的？

《圣经新约》中预言了导致人类灭亡的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死亡。其中，骑白马的瘟疫骑士排在第一名。

被瘟疫支配的恐惧，一直深深烙印在人类的记忆中。

黑死病削减了欧洲30-50%的人口，天花导致3亿人死亡，西班牙流感致死破5千万，霍乱至今每年仍然夺走几百万生命……宏观上是数字，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传染病战斗的历史，从鼠疫、霍乱、天花到艾滋病、SARS、埃博拉，再到如今的新冠病毒。

在没有对烈性传染病进行有效控制之前，过去的每一场传染病，几乎都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经济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庆幸的是，在与传染病战斗的过程中，除了死亡、疾病和痛苦，我们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隔离制度的建立到公共卫生制度的完善，从疫苗的诞生再到特效药，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多数传染病被控制甚至消灭。

无数历史告诉我们，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并确保执行是防疫的关键，科学则是战疫史上最有力的武器。这一次对抗新冠病毒，也不例外。

病原鉴定，隔离追踪，疫苗、药物研制，尤其疫苗技术路线越来越多，更是催生mRNA技术走向产业；不仅国际疫苗巨头，中国力量也在崛起，从科兴的灭活疫苗走出国门，到艾博、艾美的mRNA疫苗，瑞科生物的重组蛋白疫苗亮相；小分子药物开发越来越快，先声药业、旺山旺水、真实生物、科兴制药不断追赶。

新冠疫情终会远去，而这些，又将成为我们应对下一次传染病的宝贵经验与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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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黑死病的“隔离”

时间拉回到1346年。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有一个叫做卡法的渔村。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卡法成为了一个发达的贸易城市。在这座小城，只要你有钱，便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货物。

但同时，与全世界货物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还有病菌，其中就包括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

当时，人们给鼠疫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黑死病。

感染了黑死病的患者，起初只是感到疲劳、腋下、腹部有些胀痛的肿块，随后病情开始恶化，肿块迅速扩散到全身，患者身体都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大多数人在出现斑点48小时后几乎必死无疑。

更可怕的是，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极强。

感染者用过的衣服、物品全都具有传染性，感染者的尸体更是成为了细菌的培养皿。如此强大的传播能力使得整个卡法很快沦陷于黑死病。因瘟疫而死的人已经多到墓地无法埋葬，当地政府只能把这些无处掩埋的尸体用木棍推入大海。

随后，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尤其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疫情最为严重，城里将近一半的人死掉。

当时的佛罗伦萨犹如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死亡变得稀松平常，人们也开始变得麻木，没有人为死者流泪、点蜡烛或者守灵。

面对传染病，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与理智化为灰烬，随之而来的是恐慌、愚昧、无知。

在当时，因为观察到犹太人患黑死病的概率要低很多，因此疯狂的人们开始虐杀犹太人。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除了犹太人，女巫也成为了迫害的对象，因为怀疑女巫带来瘟疫，欧洲大陆上无辜的女性被安上女巫之名遭到火烧；而猫被认为猫是女巫的伴侣，同样遭到虐杀。

如今的我们知道，所谓的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而鼠疫细菌的宿主又是老鼠和跳蚤，这场反智的扑杀反而助长了老鼠传播细菌的能力。

在尝试过各种荒诞的措施后，欧洲人总算是做对了一件事：隔离。既然只要和患病的人接触就会被传染，那么不接触可能就不会被染病。

鼠疫在米兰冒头之初，当地的主教下令隔离发现瘟疫的几间房子。得益于此，米兰在这场大瘟疫中侥幸逃脱。

欧洲各国相继出台隔离措施，比如疫情期间禁止来自疫区的人进入城市，疫区的商船在指定位置停泊四十天无发病才允许靠岸，专门为隔离黑死病患者的医院也开始出现。在隔离措施之下，欧洲的黑死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在当时，除了要对抗黑死病，另一个终极传染病霍乱也时不时来捣乱。

18到19世纪，欧洲爆发了6次霍乱大流行，当时人们普遍猜测霍乱是因为瘴气所导致。率先揭开霍乱真面目的是英国医生约翰·斯诺。

他将霍乱患者的住址标在地图上，发现疫情集中在宽街这个地方。宽街附近有个公用水泵，在这个水泵的附近有一个粪坑。喝了这里泵出的水就会得病，没喝的都活得好好的。

有这份“死亡地图”作为论证，当局下令关闭了布罗德街的水泵，禁止居民从那里取水。不久之后，染病人数骤然下降。

斯诺的“死亡地图”也成为了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步伐。

欧洲人开始改变卫生习惯。此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各大欧洲城市开始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修建下水道，进行杀虫、灭鼠、消毒。

这也成为了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开端。此后鼠疫、霍乱虽然偶有来犯，但是大规模爆发的情况少了很多。到了1945年，青霉素大规模使用后，这些传染病也就不足为惧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霍乱、鼠疫肆虐的几百年间，人类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传染病的推动，人类对传染病的认知或许也很难进步。

而随着人类对传染病了解的深入，愈发意识到仅凭当前的这些手段对付传染病还远远不够，人类的武器还需要不断升级。

在与传染病对抗的另一个战场中，人类找到了“核武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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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诞生与天花灭绝

与鼠疫、霍乱不同，天花主要感染儿童且病死率仅30%左右，因此不会短时间内造成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减少，但疫情也更为持久。

在漫长的历史中，天花的流行程度经历了逐渐增强的过程。到了17至18世纪，天花逐步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瘟疫，仅在欧洲就造成1.5亿人死亡，甚至还造成了印第安人的灭绝。

就是这样一个凶悍的病毒，却成了第一个被人类彻底消灭的病毒。事实上，如果没有和天花斗争的经历，人类发现疫苗的进程或许就要往后推个几百年。

早在16世纪，中国人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通过故意穿天花病人穿过的衣服，把天花病人痘痂研碎吹入鼻孔等方法，使得健康人感染天花但只出现轻微症状，以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不过，这种简陋的人痘接种术也有弊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只会出现轻微的症状，有时也会有接种者出现强烈反应以至于死亡的情况。

在中国的人痘术出现几百年后，一种更为安全的种痘术在英国开始出现。

1796年，英国的琴纳医生注意到，挤牛奶的女工好像从来不会患上天花，由此琴纳推测她们是从奶牛身上感染了牛痘。

琴纳尝试将牛痘浆液接种给一些儿童，随后接种天花，发现接种者安然无恙。于是人类历史上的首个天花疫苗问世。

天花也从一种令闻之变色的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有法可以应对的疾病。

不过，牛痘疫苗的推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人们认为接种牛痘可能导致人的变异，且牛痘疫苗的预防效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因此曾遭到抵制。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政府通过立法强制全民接种疫苗，天花得以逐步控制。

与欧美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加之热带国家天气炎热造成的疫苗失活问题严重，全民接种牛痘疫苗的困难重重。20世纪中叶，世卫组织成立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同时适用于热带国家的冻干疫苗被发明，全球范围内的天花消灭计划稳步推进。

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天花。这也是目前为止，人类与传染病的的斗争历史中，唯一一场人类全胜的战役。

牛痘疫苗的问世，为后来者打开了免疫学的大门。促使以巴斯德为代表的科学家，开启了针对其他疾病寻求治疗和免疫的方法，此后更多的疫苗接连问世。

1896年，伤寒杆菌被发现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1892年，白喉杆菌的抗毒素被研制成功。

随着疫苗的问世，许多困扰人类已久的传染病被解决。那些曾威胁人类生存的传染病，也不再令人畏惧。而就在人们以为当时的公共医疗以及防疫手段可以解决一切传染病，随后而来的流感给了人们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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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塑的公共卫生制度

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会威胁人类未来的流行病。

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步入尾声。然而，在战争背后，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

1918年3月，和之前无数个普通的日子一样，美军正在训练新兵为接下来的战争储备战力，一种未知的流感疫情却开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爆发，1100名士兵患上重型流感，病倒的士兵挤满了整个医院。

但与在战争中丧命的成千上万人相比，一场流感显然还不足以引起当局的注意。战争还在继续，携带着病毒的美国军人前往欧洲进行支援。

美军的到来，给了英法一剂强心针，让他们看到了击败德国的希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美军带来的还有流感病毒。

1918年的5月到10月，法军被感染的士兵人数高达14万人，死亡人数高达7400人；在英国奔赴战场的200万士兵中，仅6、7月份，就有120万人感染。

而当德军将一些俘虏带回军营后，这种病毒也在德军内部蔓延开来，导致德军战力瘫痪大半，这也在无意中为德军的战败埋下了铺垫。

流感病毒以战争为媒介，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参战的士兵休假回家后，又将流感带向了家乡，其中中立国西班牙由于未对言论加以管控，当地的报纸开始铺天盖地报道流感疫情。这也使得不少人以为，流感源起于西班牙。

这也是为什么，从美国流出的病毒，却被命名于“西班牙流感”。

这场流感始于1918年春季，历时仅2年，分别在1918年春季、1918年秋季、1919年冬季至1920年春季三次大流行。尽管历时短，但传播范围却极广，基本覆盖全球所有人类聚集地，包括北极和太平洋群岛。

并且，虽然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远低于黑死病、天花，但由于感染者基数大，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死亡规模。有数据统计，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5亿，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1亿人之间，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天花。

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人们还没有能够观察到病毒的显微镜，对这种新型病毒毫无概念，更别谈制备疫苗。那么这场蔓延全球的流感最终是如何消失的？

目前为止，对此还没有权威的解释，大部分人认为如同2003年的SARS一样，这场大流感是自行消失，放过了人类。

而这场疫情留给人们的，除了痛苦、死亡，还有宝贵的对抗流感经验。

在当时口罩、隔离等物理措施成了对抗流感的利器。佩戴口罩和执行隔离措施的州，大流感的死亡率要低得多，这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口罩对于传染病的作用。

除此之外，人们对流感的认知转变还体现在公共卫生政策的变革上。

虽然这场瘟疫过去了，但谁都不知道下一场瘟疫何时到来，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对抗瘟疫的应急措施。

美国开始指定一系列的卫生法案，成立专门的机构。公共卫生系统开始逐步完善，采取如统一控制并制定牛奶和污水处理系统标准、统一收集发病报告率、采用最低的国家卫生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卫生教育等一系列措施。

不止美国，西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概念也得到了改变。不少地区在疫情过后成立或重组卫生部，建立更先进的疾病监视系统。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对于流感病毒的探索也一直从未停歇。西班牙大流感过去后的79年，人们发现了引起大流感的病毒H1N1。最新的研究表明，H1N1流感病毒在遗传上可能来源于猪流感病毒或一种禽病毒，因此推断其起源于猪或禽类，也有可能是起源于禽类并经过猪感染人类。

如今，人类仍在和流感做对抗，研发出了不同的流感疫苗，但狡猾的流感病毒也在不断突变。

较量还在持续，医学界正在寻找一种通用流感疫苗，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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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究会越来越强

可以说，每一次疫情危机，都是制度与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

2002年SARS爆发，在给我们留下巨大创伤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医疗卫生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SARS期间，中国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及时调整防范措施，阻止了疫情后发省份和地区的疾病扩散；

SARS之后，中国就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建立了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处理机制，信息透明成为公共决策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庞大而复杂的医疗体制改革也开始起步。

十几年后，新冠疫情来袭，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医改的成果在新冠肺炎的蔓延中迎来一次大考。卫生保障机制、应急管理与执行，展现出中国防疫力量，不仅是官方的应急体系，医改中成长起来的医院、药企及核酸检测企业，同样在疫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与百年前相比，我们的医学发展也已经到达了一个新时代。

面对新冠病毒，我们可以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分解出新冠病毒的主蛋白酶结构；可以在十个月时间内，研发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可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研发出针对病毒的药物。

这些，在从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过，即便有这些装备的加持，在与新冠的斗争中我们仍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全球已经有600多万人死于新冠疫情，至今，我们与新冠的较量仍然在持续。

但如果没有以前在传染病中积累的经验，没有疫苗，没有药物，没有防护措施，那么今天的新冠必然是一场比西班牙流感还要惨烈的大瘟疫。

纵观人类与传染病缠斗的历史，似乎很难分出胜负。说传染病赢了，但的确有很多传染病在人类的严密措施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说人类赢了，但背后又确实有无数人已经付出了生命。

可以说，每一次传染病来袭的背后，都是一场对现有药物、技术以及体系制度的考验。落后、不健全的社会形态或制度的弊端往往会在疫情中被放大，而疫情导致的生存危机又能够迫使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被建立，进而使人类文明在危机中不断前进。

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说，mRNA技术在新冠疫情下被催熟，公共卫生制度的漏洞被发现并被补缺，人们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达到了顶峰，资本开始涌入这个从前被遗忘的地方。

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在应对下次传染病时的有力武器。

新冠疫情终会远去。未来，我们有可能彻底战胜病毒吗？答案是未知的。但我们，终究会越来越强。

文／方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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