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嘉院士：科研思维和疾病诊治相辅相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长期致力于肝肿瘤外科临床诊疗、基础研究及教学工作。樊嘉院士首创肝癌门静脉癌栓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提出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多项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临床试验，系统开展肿瘤微环境调控肝癌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研究。樊嘉院士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细胞》、《自然》和《柳叶刀·肿瘤学》等国际顶级期刊。

2015年，中国大多数医院（的科研）还在聚焦基础研究。作为院长，您为何当时决定大幅增加中山医院的临床研究经费？

2015年以前，中国的临床研究往往只是归纳临床现象、找出某些相关性，中国医生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临床研究学术论文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医生临床科研思维的培养。

2015年，我决定在中山医院每年拿出2000～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临床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和解决临床难题；二是培养医生做科研的意识和兴趣，提升医生的临床研究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最终要做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为我国制定临床指南提供循证医学高级别证据。

我们希望先培育一些临床研究种子项目。我们邀请很多专家来评审这些种子项目，通过评审的项目可以获得50～100多万的院内经费支持。得到资助的医生既要通过临床实践发现问题，更要从事研究、组织自己的科研团队。这些团队不单来自中山医院，还会涉及国内甚至国外其他医院。

由于这些经费的支持，中山医院的临床研究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2020年，中山医院在上海市政府资助的临床研究项目当中排名第一。

当我决定在中山医院大规模资助临床研究时，我相信通过不懈努力和资源投入，中国临床研究水平终会提高。近年来，各方对临床研究日益重视，不断加大经费投入，中国主导的临床试验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升，我相信中国医生会不断产出重要的研究成果，改变临床实践。

在您看来，医生为什么需要理解甚至开展关于疾病机制的基础研究？

医生做基础研究，既有助于探明疾病生理和机制，更能加深其对疾病本质及相关治疗的认识。如果医生对疾病认识不足，在诊治疾病特别是疑难杂症的时候，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医生基础研究做得深入，对疾病本质认识深刻，看病角度就可以更广、更深。

当然，临床医生对科学问题的兴趣应该回归临床初心，即解决临床问题。我是肝胆外科医生，因此我的基础科研主要围绕肝癌的发生机制、如何解决肝癌术后复发和转移、如何控制晚期肝癌疾病进展等问题。我的一些科研成果曾发表在《自然》和《细胞》等国际知名期刊。更重要的是，针对这些基础研究结果，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治疗。我认为，科研思维和疾病诊治应相辅相成。

您对中山医院的下一代“医生科学家”有什么期待？

中山医院是教学科研医院，承担着比一般医院更重的责任，我们的医生要能解决其他医生不能解决的临床问题。为此，我们要培养医生更强的识别和解决临床难题的能力。

加入中山医院的年轻医生都非常优秀，我对他们也相应地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这些年轻医生，特别是重点科室的年轻医生，必须参加高质量研究，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我们鼓励他们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申请科研基金。

总之，我希望中山医院培养能够解决临床问题的优秀“医生科学家”，推进临床研究和实践发展，与国际接轨。

请您介绍一下中山医院多学科诊疗（MDT）的开展情况。

现代临床实践的疾病诊治日益细分，每位医生都专精于自己的专业。诊治一个复杂疾病时，只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医生一起讨论，即开展MDT，结合各自专长才能实现更好的诊治效果。而且，各科医生经常讨论也可以不断丰富他们自己的临床知识。

另外，中山医院每年诊治很多疑难杂症。CMI（Case Mix Index）是一种评估疾病复杂性、多样性和难度的系数，中山医院在CMI排行中名列全国第二。如此众多的疑难杂症要求我们必须开展MDT。

中山医院其实是全国最早开展MDT的医院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我们首先在胸外科、呼吸内科、放射科开展了MDT，后来拓展到泌尿外科。我们现在有50多个MDT团队，每周组织2～3次讨论，包括病理、影像、检验等各相关科室医生。

我认为，只有稳步推进MDT，在诊治中运用科学思维，才能真正把疑难杂症看好，解决患者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