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1374人，数字还在增加！

手术台上，安静地躺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上身赤裸，肚子已经「瘪掉」，有缝合痕迹。

 医生们朝着这个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男子的肚子之所以「瘪掉」，是因为在脑死亡后，捐献了自己身体里有用的器官。

 另一边，医生看了看器官接受者的尿袋说，「有尿液了」。

这短短四个字显得格外珍贵。因为尿袋里有了尿液，意味着新的肾脏开始工作了，意味着肾脏移植手术成功。

 数据统计，每1例成功的器官移植背后，有29个在等待的人。

 2021年6月11日，是第五个中国器官捐献日。「一对角膜、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一颗心、两叶肺、一个胰腺」这是一个人可以捐出的器官，可能让9个人重生。

 从器官捐献登记、确认捐献、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到困难救助等都体现出，器官捐献已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这涉及到个人、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以及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

开创

 2013年2月，中国开始全面启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工作。

 同年，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夏穗生登记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要别人捐献遗体器官，自己不做出榜样，只讲空话，不做实事，不行。」夏穗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器官移植获得新生，我国可以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夏穗生为中国器官捐献身体力行，不仅成为捐献者，一生也投身器官移植事业。

 与夏穗生一起的裘法祖、吴在德等人在4年期间给130只狗开刀，打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大门。

 1958年，一只狗在接受肝脏移植后，只存活了10个小时，但这是国内对肝脏移植的一次实验性探索，与国际医学发展不谋而合。

世界医学的车轮滚滚向前。1963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7天。

 消息传出，步入不惑之年的夏穗生立即查询英文和德文的相关资料。然而翻阅所有相关论文、报道后，夏穗生的心凉了半截——手术方对核心技术只字未提。

 这可怎么办？「突破技术难关，只能靠自己。」夏穗生翻阅资料、建立实验室，由于缺乏人力、财力的支撑，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胶着中进行。

 在同济医院档案馆里，一张发黄的手术照片定格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一幢古旧的两层小楼，刻录着夏穗生和同事们最艰苦的5年时光。看似平淡无奇的实验室，注定惊心动魄。

 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小型消毒锅，是实验室里最先进的「家当」。这个靠一盏煤油汽灯点火、不停往打气口打气才能升温的设备，仅术前消毒就需要耗费一天的时间。

 1973年9月5日，第一只狗的异体原位肝移植实验进行。

 一个看起来原理非常简单的手术，却潜藏着重重危机。血管吻合的顺序、凝血机制的建立、术后排异的规避……一系列问题都是未知。

 实验失败了，一次，两次，三次……

 历经4年多时间，开展98次分解手术、实施130次狗的原位肝移植术后，谜团终于被一一揭开。经过多番改进，肝移植手术核心模式终于被确定下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动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

 不过从最初的动物实验，到器官移植真正临床应用，期间是一段漫长而困难的发展过程。

1977年12月30日，一位肝癌晚期的女患者在夏穗生手下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不久后，一位男性患者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存活264天，创下了当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就此起步。

2019年4月16日，夏穗生教授辞世，享年95岁。家属遵从夏老遗愿，捐献角膜，已成功为两位患者带去光明。

等待

 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器官移植技术越发成熟，问题是器官供体仍有较大缺口。

 「我有救了」电话那头说有配型成功的肾源了，为这一刻，一等就是五年。

 五年前，李先生确诊尿毒症，「最难受的时候都不想活了」。

 李先生等待时间虽久，但最终还是等到了，不同于他的「幸运」，还有很多正在等待肾源的患者。

 截至 2020 年 11月底，我国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超过 3.3 万例，捐献大器官超过 9.3 万个。2019 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虽然我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增加，但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也在增加。截至 2019 年底，全国仍有 47382 人等待肾移植、4763 人等待肝脏移植。心脏、肺脏分配系统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启用后，至 2019 年底，仍有338 人等待心脏移植，89 人等待肺脏移植。

器官移植的医生经常接到患者的电话，第一句往往是问「配型成功的供体有没有？」当患者得到「再等等」的答复时，只能以一句失望的「哦」无奈结束对话。

「需求是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供体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需求量差别很大，现在是10%可以做手术，也许到后面是不到10%。」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长希曾对媒体表示。

有时候就真的等着等着就等不到了。

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朱晓峰教授说：「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月，有时候每个星期都有等待不到肝脏去世的，我们昨天就有一个。」

找寻

 「你愿不愿意在TA去世后，把器官捐献出来？」

 「对不起，我们不考虑」、「你们不想救人了吗？冲着器官来的！」

医院ICU外，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的对话。李飞（化名）是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大多时候会经历以上场景。

 李飞的公文包总是鼓鼓的，里面装有潜在器官捐献者的详细资料。

 「手机24小时开机，半夜接到电话就往医院跑，一边紧赶慢赶，一边琢磨着怎么和患者家属沟通。」李飞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

 「每次一步一步走到ICU门口的时候，我知道里面的人已经没救了，但看到外面等待的家属，那种绝望、难过、无助，还是把话咽了几下，深吸口气再问。」

 这些年，李飞跑遍了全省几十家医院，一次次碰壁之后发现，家属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之八九都是反对、拒绝。而剩下动摇考虑的，因碍于情面或者旁边人的一瓢冷水，多半最后还是会拒绝。

 「我有时候最怕的不是家属拒绝，而是家属在单子上颤巍巍写下放弃抢救，说愿意」李飞说那是打心底的无助。

 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捐献器官，但大多会拒绝。

 2011年初，原卫生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为提高器官捐献率，中国有望在当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虽然类似举措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一度被认为是提高器官捐献率的有效方法，但当时在国内，还是未免民众的质疑声。

晦气问题、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问题、对尸体的处理问题等成为当时民众担忧的焦点。最终未施行。

 在人类的文化里，身体的完整性是对逝者的尊重；同时，家属往往认为，在医生还未下死亡通知书前就被问及器官捐献的问题，是一件很晦气的事。

 好在，随着「器官捐献」被更多人了解后，一些捐献者及家属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在他们看来，器官不仅仅是一个物体，更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携带了捐赠者的性情秉性和人格特征，获得重生。

 在论述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时，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提出，死亡对于18世纪的分类医学而言意味着生命的终点，但随着解剖医学的发展，使得死亡成为人类观察自身的一面镜子。

解剖临床医学不再将死亡看成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认识生命的起点，死亡具有了一种经验的独特价值和根本价值。

 对于器官捐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有更多深层次的思考。他表示，器官捐献移植不仅是单纯的治病救人，同时还彰显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制建设，甚至体现社会文明程度。

  他呼吁，应积极建立人道主义救助体系，对器官捐献者家庭、对经济困难的受体群众提供人道主义关爱。

 正是在类似的呼吁声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器官捐献的意义，开始尝试付诸于行动。

生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延续，不失为世间的一件美妙事。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11日，志愿登记器官捐献的人数已达到3401374人。（注：此数据包含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受有效登记人数89万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