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公安局长写了封信

30多年前，北京市安定门安德路上有个小储蓄所。当年储蓄所都没有特别的安全保卫措施，每天定点有司机开车来 ，带着取款员来取款 。1986 年冬天的一天，取款员照常来到储蓄所，发现柜台后面没有人，喊人也没人应答。取款员走进柜台里面，发现过道有一名女员工躺在地上，满身是血，里屋也有一名女员工躺在血泊中……取款员吓坏了，赶快跑出来报警，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刑警队迅速赶到；之后拨打了120，我和另一位大夫立刻奔赴现场。

到了现场，有好多群众在远处围观。在场的法医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大夫您快来！您要能把她们救活了，可立了大功啦！”原来，上级领导刚刚指示，要限期破案。我们赶快随警察进了储蓄所。受害者伤势很重，我给一名伤者做了气管插管，当时数了一下，前胸共有17 处刀伤；我同事抢救的受害者是一名孕妇。随后，我们马上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安贞医院，在车上就联系急诊科，让他们和心外科做好接应准备。遗憾的是，因为伤情太重，且受伤时间太久，最终两位20多岁的伤者都没能救活，那位孕妇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后来案子最终破了—凶手抢了储蓄所一共4.8万元，却害了三条人命。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实在太可惜。虽然过去了许久，但我时常想起这件事情。从案发到取款员发现，再到民警赶到，最后呼叫急救车，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要是最先到达的人能迅速进行现场抢救，受害人也许还有生还的可能。除了医生，如果普通人都能学会一些基本急救技能，结局或许大不一样。

思前想后，我就给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苏仲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民警在平常训练和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伤亡，是否需要自救、互救？又会不会呢？《人民警察条例》中有这样的话，民警见到孤立无援的病人要主动救助。外国警察都会急救，中国要改革开放，要与国际接轨，民警也应该学会急救。”

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市公安局政治部教育训练处的祁处长接待了我，笑着说：“局长首先感谢您对首都公安队伍建设的关心。局长批示了，说按照您说的办！请您给北京的 4 万多名民警急救培训！”

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断给北京市公安局各分局、各处、各总队进行急救培训，包括新警入职、警司晋升警督，都要脱产学习一个月，加进了急救培训的内容。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天，祁处长又找到我，高兴地说：“贾大夫，我给您道喜了！”他说，“有一个刑警穿便衣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位老太太心脏骤停了，用三天前刚跟您学的急救技术，把人救活啦！”这个事迹《首都公安报》也作了报道。

上世纪 90 年代，贾大成（左）给公安干警做急救培训。

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更让我高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领导能采纳我的建议，这么多年坚持让广大民警不断学习急救知识，并应用在工作中，我从心底觉得高兴！（连载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