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研究几十年，居民离奇患癌死亡，坐拥67种病原体的实验室，瞒不住了！

2021-01-21 健康界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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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德特里克。”

据外交部官网消息，1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和事实清单，称其掌握中国政府实验室活动新信息，攻击中国阻碍病毒溯源和进行“虚假宣传”，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制造及泄露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同军方秘密合作等，强调必须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且不受限制的调查。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华春莹回应：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希望美国个别政客，尊重科学，拿出起码的良知，停止搞“甩锅”和政治博弈把戏，为国际溯源合作和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此前，中国外交部曾于2020年5月、7月、8月、10月数次点名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呼吁美方说出真相。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究竟有何“猫腻”？

德特里克堡是美国生物化学武器基地，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

“邪恶的生物实验基地”

接手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拥有67种高危病原体的“高级实验室”

疫情以来，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Fort Detrick）这个冷门词汇频频被提及。

该生物基地之所以频被关注，系因为美国媒体曝出在中国发生疫情前的几个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附近暴发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致命性疾病。更重要的是，2019年7月，不明传染性疾病出现前，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神秘关闭，而美国政府至今不愿解释清楚突然关闭的原因。

美国国内质疑声音不断，要求查清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关闭与“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20年3月10日，名为“B.Z.”的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一条请愿贴，请愿者列出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与新冠病毒暴发有关的时间线，希望美国政府给出合理解释：

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关闭；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流感”暴发，导致1万多人死亡；

2019年10月，美国在中情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全球流行病演习；

2019年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世界暴发流行病；

2020年3月，有关德特里克堡关闭的大量英语新闻报道被删除......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时间线上提到的代号为“201”的全球流行病演习。这场美国全球流行病演习于2019年10月举办，因为演习的脚本与疫情发展的相似度颇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据“事件201”官网介绍，当时演习的场景是：模拟了一种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CAPS）的暴发。该病毒比SARS更容易传播，可能由症状较轻的个体传播。这种病毒起初由蝙蝠传播给猪，再传播给人，最终变异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而导致一场传染严重的流行病。

是否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病毒泄露？全球流行病演习为何跟现实如此类似？随着美国疫情暴发，社交媒体上，对美国政府的问号越来越多。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一篇报道，标题加粗，大写着这样一段话：德特里克堡秘史——中央情报局意识操控实验基地。

美国媒体直言，如今这是一个前沿的实验室。但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这是美国政府进行最黑暗实验的中心。

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上世纪中期不仅接手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还曾研究并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甚至被曝试验进行精神控制的“洗脑术”。

1969年后，尽管德特里克堡的主业从“生物武器研究”转向了“生物防御项目”，成为美国军方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但却陆续被曝出不少安全漏洞。这个拥有67种高危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的高级别实验室，出现了炭疽病菌遭人为泄漏致死的严重事件，以及防护服破损、废水违规处理等低级漏洞。

德特里克堡“邪恶的生物实验室”形象也早已深入美国人心。在1995年的美国灾难片《恐怖地带》、2009年的电子游戏《虐杀原形》里，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从事生物战研究的经历。更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于2019年制作的同名剧《血疫》，借助这部剧，德特里克堡在1989年疑似雷斯顿型埃博拉病毒泄漏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被推到台前，剧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职于德特里克堡。

2019年的大热美剧《血疫》，

剧情描述的就是1989年德特里克堡病毒泄露的事件

时至今日，围绕这座臭名昭著的“暗黑实验室”，争议仍然不断。

刚想打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

1942年初，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的美国为扭转颓势，发动了“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计划，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以此一洗珍珠港之耻。

据《日本时报》报道，在本土遭到轰炸后，日军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反击美军，其中一项计划便是将牛瘟病毒装在高空气球里，让气球随着高空气流漂洋过海，直击美国本土。不过，由于担心会遭到美国的毁灭性报复，日军最终“怂了”。

尽管日军暂时打消了对美国本土发起生物战的念头，但是日军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并未停止。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即恶名远扬的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包括人体试验在内的各类生物战与细菌战研究，并在中国战场投掷生物炸弹，炸弹中装有感染霍乱弧菌的苍蝇，造成数以万计的民众染病身亡。

震惊于日本进行的细菌战，美国选择与敌国沆瀣一气。

经过考察后，美军看中了马里兰州被废弃的德特里克机场作为“美版731”驻地。这里坐拥地利之便：既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又离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化学战研究所——艾奇伍德兵工厂（Edgewood Arsenal）不远。当然，经过近80年的发展，如今的德特里克早已不再是当年那般荒芜。

1943年，德特里克机场正式停止运营。同年，联邦政府购买了机场周边更多土地，并将其更名为“德特里克营地（Camp Detrick）”。一番大兴土木之后，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USBWL）拔地而起。

德特里克，成为了二战期间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称，二战期间，德特里克共有4个生物制剂生产厂。1944年，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在完成模拟测试后，准备为美军生产100万枚炭疽炸弹，它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致死率较高。不过在次年，二战结束，美军取消了这笔订单。

虽然二战结束使得美军不再迫切需要生物武器这种“大杀器”（当然，也因为美国拥有了更大的杀器——核武），但是美军在这一领域的野心并没有湮灭。

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这个人，正是手握大量资料、试图逃避战后的审判的日军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为免于一死，石井四郎和美军达成了一项“交易”：交出他通过活体试验取得的所有研究数据，换取自己和手下的科学家免受战争罪起诉。

在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看来，731部队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数据“绝对是无价的”。

在获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资料后，德特里克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发展迅速。NPR的报道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生物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最机密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重点在于研发可对付敌军以及动植物的生物制剂。

疯狂的生物研究

“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

1956年，德特里克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该设施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试验，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试图通过飞机或直升机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每月1.3亿只。

白纹伊蚊

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可用于摧毁作物或树木的病原体，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行模拟作战试验。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

桑塞尼声称，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受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纽约的两条地铁线路轨道上投掷了一种装有模拟生物毒素的“灯泡”。

桑塞尼指出，“灯泡”爆裂后，地铁列车经过产生的气流带动模拟生物毒素沿着铁轨传播，“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

然而，纽约项目只是德特里克堡众多试验的一部分。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还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栋建筑的供水系统中投放了一种有色染料，以此测试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统投放生物武器后该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残速度。

与此同时，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利用药物控制人类精神的研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将其命名为“蓝鸟”。

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请了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来推进精神控制项目研究。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门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师”。

戈特利布将各种精神药物进行组合，并结合电击，对秘密拘留所的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实验。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Politico写道。

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被掩盖的死亡真相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

《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美军直到1975年7月才承认，博伊尔斯的真实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军方此前伪造了他的死亡证明，将其死因定为 “伴有胃溃疡和出血的支气管肺炎”。

与此同时，美军还承认掩盖了另外两名德特里克堡雇员的真实死因：一名电工和一名动物管理员分别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们曾被军方认定为死于“罕见疾病”。

然而，电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军当时称其死于“职业性呼吸道疾病” 。动物管理员的真正死因则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然而他的死亡证明却将死因列为“ 病因尚未确定的病毒性脑炎 ”。

除此之外，也有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在世时就大放猛料，直言实验室内生物武器杀伤力惊人。

据《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比尔·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雇员，负责研究细菌战，并监督团队开展工作。他坦言，当美军在偏远地区秘密测试致命细菌时，他本人总是在场。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观测了一场细菌武器试验，彼时美军出动战机将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细菌武器投掷到驳船上，而驳船上堆满了数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细菌武器攻击后，其中一半的动物命丧黄泉。

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个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触了细菌武器后一命呜呼。

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舆论炸开了锅。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据《纽约时报》1971年10月报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当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 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

美国联邦政府内的专家盛赞此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生物武器“几乎无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称他这么做仅仅是将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终结者”的形象，而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无实质性改变。

事故频发、周边居民离奇死亡

媒体称其“致命的癌症集群”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科学家仍在此地参与他们所谓的“医学防御B.W.研究”，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

“为此，我们正在从事一种独特的医学防御研究。”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自1970年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为期18个月的审查中发现五角大楼有关研究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严重缺陷”。

参议院在报告中指出，在国防部对疫苗、药物和设备的研究中，“规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问题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已增长了五倍”。报告还列举了德特里克堡发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灾与制剂泄漏等。

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1年消息，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

研究了过去二十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的马里兰州卫生官员也对此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的证据，当地居民的癌症发生比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当地一位名为怀特（Randy White）的前牧师兼商人却指出，马里兰州的癌症登记系统不仅不完整，而且已经过时。怀特声称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在30岁时死于脑癌，另一个腹中也长了肿瘤，而他的前妻也于2010年11月死于肾细胞癌，怀特的母亲也在2011年9月确诊患有黑色素瘤。对此，医生告诉怀特，她们的病情很可能是由周围的环境引起的。

正因如此，怀特雇用了流行病学家和毒理学家来检测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气、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况，除此之外，他还向邻居询问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测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德特里克堡周边地区确实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况。

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西侧面积达161公顷的B区被用作废弃实验室设备和材料的倾倒场。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此发布消息称，德特里克堡附近土壤中确实普遍发现了有毒物质，其中最多的是三氯乙烯（TCE）和全氯乙烯（PCE），两者均是已知的致癌物。除去土壤中有污染物，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地下水中也含有上述两种致癌物，如1992年马里兰州政府官员在B区外四户人家的饮用水中测出了高于正常值的TCE。

美国广播公司对此事的报道里，用了并不多见的词汇—— 致命的癌症集群 。

癌症集群意味着什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给出的定义是：固定时间段、特定区域，患病超过普通预期。

在搜集到相关证据后，怀特在2010年联合德特里克堡周边100余位居民发起联合诉讼，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因德特里克堡污染物泄漏而健康受损的民众。

然而，马里兰州的地方法院于2016年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称法院无权管辖此案，而在2017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也表示不会复审此案，此事遂不了了之，“折寿”的居民及其家人无处申冤。

如此重要基地突然关闭

却不愿公开原因

2019年7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突然关闭，但美国疾控中心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关键信息。

两名士兵在德特里克堡站岗，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位于该门。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2019年7月12日的报道，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绿色春天”（Greenspring）退休人员社区暴发了一种致命性疾病。

据ABC报道，该社区距2019年神秘关闭、2020年又迅速重启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仅一小时车程。有人怀疑2019年社区暴发的疫情是新冠病毒，但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否认这一说法，称当地卫生部门的检测结论是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传播。不过，不少网民建议对该社区人员进行检测，看是否携带新冠病毒抗体。

据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称，2019年6月30日，“绿色春天”社区首次发现这种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例。截至2019年7月15日，该社区与该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升至3人，共计63名社区居民患病，19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症状。

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官网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危险材料的处理问题，政府暂停了军方在前沿生物防御中心的研究。据悉，暂停的研究中一共涉及67种“选择剂”和毒素，例如引起埃博拉、天花，炭疽和瘟疫的微生物，还有引起毒蓖麻毒素的有机体。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信任他们的废水系统，整件事令人大跌眼镜。

《纽约时报》援引了发言人凯瑞·范德·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的介绍称，是因为新化学去污系统的机械故障以及泄漏招致了“终止令”。

范德林登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风雨频发，摧毁了该地一座厂龄高达数十年的用于处理试验室废水的蒸汽消毒厂。在研究所开发出新的用化学物质去污系统之前，暴风雨让研究暂停了几个月。

而新的去污系统需要改变实验室的某些程序。在2019年6月份的一次检查中，疾控预防中心发现新程序没有贯彻落实。范德林登说，检查人员还发现了新化学去污系统的机械故障以及泄漏，不过她补充说，泄露仅发生在实验室内，没有泄露到外部。

她说，这“一系列的事情”招来了中止令，研究所还丢了登记执照。

美疾控中心主任承认：

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当地时间2020年3月11日上午9:30，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在听证会上众议员哈利·鲁达（Harley Rouda）问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是否有可能有些流感患者被误诊，实为冠状病毒携带者。

众议员哈利·鲁达紧接着问道：“所以在美国有一些人表面上看死于流感，而实际上可能是冠状病毒？”

雷德菲尔德坦言：迄今在美国，一些病例的诊断情况确实如此。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拿到的最新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有新冠病毒抗体。而美国此前报道的本土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间是在2020年1月下旬。

梅勒姆认为，此前许多重症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他身边也有很多人曾在2019年11、12月生病且症状严重。

迈克尔·梅勒姆不是个例，多名网友也纷纷表示，在中国疫情之前，感觉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

时至今日，新冠病毒的来源依旧无法确认。但全世界专家和科学家都认可的观点是，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的来源。

201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脸自信地说：“我曾担任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看来蓬佩奥还是在用中情局那套来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与舆情。

然而，德特里克堡也并没有就此彻底偃旗息鼓，据“军事”网站2019年11月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当月宣布，德特里克堡将重启部分设施，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强调， CDC指出的所有不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几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美国也未能幸免。

《华尔街日报》2020年3月报道称，近年来研究过SARS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德特里克堡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通过了CDC的最后一次实地检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复运行，并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这座历史上曾从事过多种致命生物武器研究的神秘实验室，当下居然成为了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的前线……

来源：健康界

作者：暗子

“it's not funny。”

主要涉足领域：医护/疾病/历史/心理

本文部分内容及数据自：

参考消息网、人民资讯、瞭望智库、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共青团中央、外交部官网、央视新闻、红网时评、北京日报、网易新闻、海外文摘网、CGTN、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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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里克堡,新冠病毒,病原体,生物战,疾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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