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日报报道，近日，美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了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查特（Anne Schuchat）撰写的报告。

该报告称，持续的境外输入病例导致3月份美国确诊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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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月31日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非美旅客（2月2日生效）之后，来自中国的航空客运人数下降了86％。但是，在2月份，有139305名旅客从意大利抵达美国，174万名旅客来自申根国家，当时这些地区的疫情正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四大因素导致美国疫情发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报道，虽然这份题为《2020年2月24日至4月21日美国新冠大流行开始及扩散阶段的公共卫生应对》的报告没有直接点明“失误”，但报告中列举的四大因素均与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有关。

报告将美国疫情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月21日至2月23日，美国本土仅确诊14例病例，另有39名患者为境外撤回美国人员；2月下旬开始出现无疫区旅行史及无法溯源接触史的病例，表明疫情开始在美国本土蔓延；3月中旬到4月21日，新冠病毒加速并广泛扩散，病例数迅速增长，其间报告的大多数病例均源于社区传播。

这份报告认为，导致美国疫情加速蔓延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政府未能及时发布旅行限制令，使境外输入病例持续增加。2月份，约14万名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和约174万名来自申根国家的旅客抵达美国，当时这些地区的疫情正广泛而迅速传播。对3月在纽约都会区收集的毒株进行的测序显示，它们来自欧洲或美国其他地区。

第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参加大规模聚会在早期传播中扮演显著角色。2月，美国报告的本土病例数量不多，疫情似乎得以控制，因此联邦和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建议限制聚集。2月最后一周，几场大型聚集活动使疫情进一步蔓延，其中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超过100万人参加的狂欢节、在波士顿举行175人出席的国际专业会议以及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举行约100人参加的葬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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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缺少防护措施，使得病毒在传入长期护理机构、医院等一些高危场所以及纽约都会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后，传播扩大。直到4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布口罩以减少传播。

第四，病毒检测难度高，美国疫情起始和加速扩散阶段存在大量未被察觉的传播。新冠疫情与美国流感季重叠，疫情早期阶段，美国各地的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没有甄别出与以往不同的发病趋势。此外，美国有限的检测规模没能发现所有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也增加了发现和控制疫情的难度。

报告指出，确认这些加速美国疫情传播的因素，有助于为今后决策提供信息。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仍在继续，目前多数美国人仍对新冠病毒易感，因此需要持续努力来阻止病毒在美国传播。

美联社：动作太慢错过延缓疫情机会

据环球网报道，美联社在5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称，美国错失了延缓新冠病毒传播的机会。美国在了解欧洲输入型病例状况后，动作很慢，造成了全美疫情的加速暴发。

美联社援引舒查特的话称，2月下旬，美国的检测能力有限，并且迟迟未宣布对欧洲等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些原因都导致了美国病例的激增。“我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全部输入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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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查特认为，“一旦欧洲暴发，从欧洲而来的广泛旅客确实会加速美国的疫情蔓延。我们发布旅行警告的时间应该更早些。”

舒查特提到，从2月至3月初，有9艘尼罗河邮轮上的100多人在美国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一数字几乎比美国国内当时的已知病例数翻了一番。“现在回想起来，更早采取行动可能会推迟（美国疫情的）进一步暴发，或者延缓暴发速度。”

她表示，“回想起来，早点采取行动可能会延缓（美国疫情暴发的）进一步扩大，或者延迟其暴发速度。”

美联社在文章中表示，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高公共卫生机构错失了延缓病毒传播的机会。

文章称，疾控中心负责识别、跟踪、预防类似疾病。但是在疫情暴发期间，该机构一直保持低调，而白宫官员掌控着沟通，并主持了大多数新闻发布会。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助理教授杰森·施瓦兹表示：“疾控中心的公开参与程度被如此大幅度地削弱，这是联邦政府应对措施中最惊人也是最令人困惑的方面之一。”

德国官员：拒绝寻求惩罚中国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对大流行” “赔偿问题不应出现”，在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屡次宣称要中国对新冠疫情作出赔偿后，一名德国官员在接受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时做出了上述表态。

该媒体称，德国拒绝加入特朗普就新冠疫情寻求惩罚中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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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在购买必要物资和分发药品疫苗方面密切国际合作，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透明度。”这位德国官员向《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这是德国政府明确向中国政府表态过的。”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在回答那些尚无定论的问题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位德国官员说，“我们坚决支持世卫组织为抗击大流行所做的努力，我们也感谢中国的贡献。”

人民日报：追责索赔闹剧是文明之耻

5月3日，人民日报03版发表评论文章《追责索赔闹剧是文明之耻》指出：

美国一些政客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当作政治秀场，先有喋喋不休的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论调，再有追责索赔的滥诉。一个自称“国际领导”的大国，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丑剧，让世界各国人民和有识之士大跌眼镜。有美国媒体指出，当今之时，国际社会联手防控疫情是大局，拯救生命是大任，协作抗疫是大势。转移焦点，良心何在？破坏合作，天理不容！

美方曾公开表示“非常欣赏中方的努力和透明度”“中方分享的数据有助于美方抗击疫情”。言犹在耳，一夜间竟然话风大变，态度逆转。结论是美国一些政客以为如此就能摆脱自己应负的责任，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制定的《病毒命名最佳实践原则》，明确规定不能施行国名、地名歧视，而美国一些政客公然违背，把新冠病毒诬称“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国际社会普遍称赞中国以自身付出的巨大牺牲为全球作出巨大贡献，美国一些政客却热衷于拉帮结伙、敲诈勒索。

这是对国际法理的公然挑战。国际法中国家主权豁免的法则明确规定，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受他国立法、司法、行政的管辖。况且，突发大规模流行疾病疫情属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中国首先报告疫情，但病毒来自何处还需要科学来回答。事实证明，中国的防疫抗疫与美国疫情大规模暴发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就连美国国务院前国际法顾问基梅纳·凯特纳也看不下去，她说：“任何对外国主权豁免法有点实际工作知识的专业人士，只要看一眼这些诉讼的标题，就会立即发现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基础。”眼看滥诉即将胎死腹中，美国一些议员又打起制订《外国主权豁免法》例外法案的主意。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利·布里梅耶把这种表演称为“为响应政治局势而作出的最后努力”，基梅纳·凯特纳则干脆称之为“一场噩梦”。

中国首先报告疫情，并不等于新冠病毒就源自中国。病毒源头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只能交给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研究，岂能由美国一些政客以自己疯狂的想象力下结论。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从疯狂的逻辑中随意想象着中国疫情存在的时间，这种以政治需要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臆断，连美国权威传染病专家都明确表示不能认可，这种指责“与事实不符”。国际公认的事实是，中国自始至终公开、透明、及时、负责任地应对、通报疫情，世卫组织称赞“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中国的举国参战、全民行动，构筑起坚固的区域防线。漠视事实，捏造数据，美国一些人的政治操弄，既滑出了道义的底线，也偏离了人性的轨道。

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制定谈话要点，唆使美国官员将疫情责任推到中国身上；美国共和党竞选部门专门撰写长达57页的“谎话红皮书”，手把手教该党竞选人就疫情问题抹黑中国。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汤姆·金斯伯格一语道破玄机，针对中国的诉讼是为了“掩盖美国政府自身的错误”，是为美国共和党在今年11月面临的大选提供政治支持。

公然以霸权践踏他国主权、破坏国际法治，完全践踏了全世界公认的国际道义！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斯图尔特深感忧心：“所有那些起诉中国的人都应该反思，‘等等，我们会被起诉吗？’”人们不禁要问，西班牙流感始于美国，酿成巨大人道灾难，该如何进行追责？艾滋病首先出现在美国，全球7500万艾滋病感染者、3500万因艾滋病相关疾病致死者该由谁赔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始于华尔街，美国何时赔偿全球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人们也有权追问。美国2019年8月暴发“电子烟肺炎”，为何肺部CT影像与新冠病毒造成的肺部影像如此类似？美国德特立克堡军事基地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2月6日就有人因新冠肺炎病亡，而且没有中国旅行史，究竟美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新冠肺炎病例？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科学家公开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为何遭处罚禁声？中欧科学家已公布多份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成果，作为生物基因研究领域头号强国，美国为何迟迟不敢公布成果？……对世人心中的这些问号，美国一些政客不能装聋作哑，必须作出回答。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用疫情来谋取政治得分，如同玩火，“如果不想见到更多尸袋，便要停止将疫情政治化”。奉劝美国一些政客，听听文明世界的忠告，追责索赔闹剧继续演下去，只会失道寡助，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