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 陶勇遭遇的伤医劫难是在2020年1月20日13点55分。
他在出诊时被一名男子用菜刀追砍,头上被砍了三刀,导致失血1500毫升,左胳膊、右胳膊、前臂和左手的掌中、背后有多处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命悬一线。
他曾说:“作为医生我除了每天见证疾病的痛苦也同时不断见证着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坚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苦难,病痛是其中一种,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2月4日立春时,陶勇医生用手机录制完成了一首他自己写的诗《心中的梦》。
这首诗在2月6日被大众所听到,他说:“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3月28日19点开始,陶勇医生在受伤后首次通过好大夫在线公开直播了一小时,他身着病服回应这段时间以来公众对他的关心与支持,并分享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陶勇医生在冷静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朴素又伟大的患者故事,让看视频者数次泪目。
以下为陶勇在线直播中主要回答的8个问题:
1、很多朋友关心您身体的近况,现在恢复怎么样?
陶勇:经过这两个月的积极救治,我的精神状态和各方面体能都有很大的恢复。现在,大脑的水肿跟出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头疼也好了很多,说实话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危险。因为当我全麻醒来的时候,神经外科的主任跟我说“真的就差一点点”。因为我头上一共有三刀,有一刀差点把枕骨的那个骨头打碎,如果那个骨头碎了,脑子流出来了,那么结果可想而知是什么我今天也不可能再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还有一刀是砍在颈椎的环锥上面,只要再多半公分,脊髓就会受到损伤,那我就会高位截瘫,还有一刀是多一公分就碰到劲动脉,如果大出血的话,结果也还是会无法抢救过来。 所以,我真的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圈,留了这条命目的还是给大家服务的机会,继续从事我的临床工作。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医护人员的救治,我自己觉得,说实话我能够恢复得比较快的一个因素,跟我自己内心强大也很有关系。
2、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内心很强大?
陶勇: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的内心就很强大,我一开始很诧异,我的内心强大吗?我觉得是个困难是个坎总得有过去吧。
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比一般人心要大一些,因为有一次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来病房来探望我,他也是一个为病人做了几万例手术的眼科专家,应该说什么风雨都经历过,但是他看完我之后,告诉我说,他创伤后的应急障碍一下子扛不过去了,后面他反而需要药物来缓解治疗。
我后来问当时来看我的那个朋友,什么样的情境让你觉得守到了巨大的刺激,他给我描述了当时我躺在ICU病房时,头肿得特别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当他看见跟平时的我完全不一样,他内心的精神支柱就崩塌了。
还有两个朋友没有来我,仅仅是看了网络上的一些报道和图片心理上的阴影已经足以让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了。
所以,这两个月我也常常在想,我自己为什么会心这么大,本来这个事情应该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后来我反思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跟我平时救治的病人有关。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复杂的眼底病和葡萄膜炎,常常是病人的情况很棘手或者是别人不愿意治疗的患者,落到我手里来了,可能是我经历的这些苦难和人间的悲痛太多了。可能跟他们比起来,拿他们的事做一个参照物的话,也可能今天的我不算个什么事儿。
3、为什么能这么快调整好心态?
陶勇: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2002年我在北大人民医院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位两岁的小男孩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如果治疗不当这个病是要命的,但是如果积极地治疗、激光等,让这个病拖到10岁以后,这个病就能治好,能保住命。当时这个孩子来的时候眼睛特别严重,一个眼睛的肿瘤已经突出来了,整个眼球已经被肿瘤占据,像个拳头从眼睛里伸出来,没有办法,只能摘除眼球。 另外一只眼睛的肿瘤比较小,需要通过激光、冷冻、放射敷贴、化疗等保守方法治疗,所以孩子每2-3个月就得复查和治疗一次,但孩子家庭条件非常糟糕,她爸爸带着她从河南的农村出来,在北京居无定所,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都住过,有时候去火车站,白天卖报纸晚上在车站躺椅上休息,有时候有好心人给他们找住的地方,就这样在北京飘荡。这个父亲是伟大的,坚持给孩子治病,一直治了10年,孩子的命终于保住了,但遗憾的是,另一只眼睛也没有保住,双眼都摘除了。有一次我路过病房,病房里有好几个孩子,有的孩子说话没轻没重,其中就有人讥讽这个孩子,说你怎么连家都没有呀?你家在哪呀?穿的怎么这么不好呀?一些孩子看见打针吃药觉得很痛苦,但这个孩子连续两个月经化疗、手术,但是他还是能很开心,我也非常震撼 ,这个孩子没有一点儿痛苦的表情,反而用开心和自豪的语气说我有我爸爸,我爸爸带我在哪我家就在哪,幸福洋溢在脸上。后来我加了这个孩子爸爸的微信,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孩子爸爸经常发来孩子的视频,这个孩子上了盲校,尽管校舍简陋,但总是有笑声相伴。我这次受伤的时候,因为网络传播很快,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个孩子的爸爸在聊天中要转账给我1000元,但我没有收。 他们之前在北京没有地方住,经常住地下通道、火车站,当时我们还从网上买了一包一包的被子,让这个爸爸给地下通道睡觉的那些人送被子。 孩子的爸爸条件这么差,他知道我受伤了还要给我捐1000元。这种感动对我来说是巨大的。
无论他发给我的孩子的视频还是生活的视频,都让我感受到爱的伟大和坚强,在面对很残酷很折磨人的病痛,而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好的情况,他们用人性的坚强,在不停地调整病魔,以一种很乐观的心态在活着。所以我想正是有很多这样患者的故事才让我今天遇到这么大的痛苦,我才能很快地从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患者是我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伟大和坚强告诉我,他们多大的困难都可以战胜,而同时我也用我的行动跟他们进一步地融到一起,让我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第二个故事是5年前,我大年初一在医院值班时遇到的广西一个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术后,免疫力特别差,得了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双目失明。 这个孩子当时让我特别惊讶,她只有6岁,但是她非常勇敢和坚强,每一次治疗都需要往眼睛里打针,但是这个孩子从来不用全麻,他只需要点一点儿表面麻醉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孩子所能够承担的心理压力。
当时我曾经问这个孩子,我说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不害怕,她说她要把钱省下来,想让她家里头过的更好。 后来这个小女孩参加了一个绘画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和5000元的奖金。
她参赛作品的名字是《我的世界》,她把医院里头打针、输液、治疗等等这些都通过画笔展现出来了,一般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游乐园、在公园,医院对孩子来说是灰暗的、不愿提及的,但是这个小女孩她却能够勇敢的面对医院治疗的这一切,而且把它当成一种很幸福的过程。 患者信任医生,医生信任患者,这个孩子用画笔,一种彩色的形式把它描述出来,也感动了绝大部分的评委。
特别让我难以相信但却真实发生的是,她从这5000元的奖金中拿出来1000元捐献给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双眼摘除了的孩子,因为她觉得那个孩子比她更困难,这实现了一个爱的交流和互动。
事实上,我当时给这个孩子进行治疗的时候心里也有极大的顾虑,因为给这样的一个孩子,万一治疗结果不好,我很难说清楚是我治的不好,还是她的病本来就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疑难重症,但是那一刻我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刚才我举的这两个例子,他们得的都是慢性病,最后视力结果也都不好,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很开心,活得很好。
4、以后还想继续为患者服务吗?
陶勇:这两个月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家人一直给我安慰告诉我不用担心,让我安心养病。同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小学同学、我的很多同事,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有人帮助我们家里买菜,有人给我们家里送口罩送各种生活用品,用各种形式帮助了我。让我很感的是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们,他们集体录制了祝福的音频、视频,有的给我写信、写关心的卡片、朗诵诗歌……用各种形式告诉我他们关心我,这些都是巨大的精神力量,让我更快地恢复。当我从ICU(重症监护病房)要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看到满楼道的鲜花,我就问护士,这都是谁送的呀?她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很多花上面也没有名字和标签,那一刹那,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事实上,他们完全不想让我知道是谁,他们只想表达对我的关心。有人问我“以后还想不想回到临床,还想不想为患者继续服务?”说实话,我还想继续在临床工作。工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怀有爱心的,只有极少数人是的偏执的,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得到绝大多患者的认可。这些年包括带病坚持工作、各种加夜班、手术台上这些辛苦,在我看到满地鲜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
5、想对伤害你的人说些什么?
陶勇: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另一个故事,是一个艾滋病病人的故事。这个病人是大连某单位的锅炉工。当时,是病人哥哥陪他一起来找我的,并且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由于这个病人患有艾滋病,很多人由于恐艾症不愿意给他治,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他自己也接近绝望了。最后经过检查发现是梅毒引起的,于是我给他进行了相应的治疗。那一年正好是国庆节,在国庆节结束后的10天左右,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0.4。
两个月后来复查时,他的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他弟弟现在视力已经恢复的可以了,能够自己独自一个人来北京复查看病,不需要再由哥哥陪护。
实际上,如果要问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难不难?真的很难,因为首先,这个病人患有传染病,医生也很害怕;第二病人的经济情况也不好;第三,他的眼睛视力也很差。
我也很多次问自己:做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究竟有没有价值?但是往往在一见到病人的时候,我就会妥协。 因为我已经不完全把临床工作和医学工作当成一个职业,用来养家糊口,也不完全当成一个事业,当作自己成名成家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现在的医学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我坚信通过临床工作、通过提升自己的医学素养,从而提升自己的格局和境界。所以,假如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患者,我还是会选择出手去帮助他治疗,尽管他们没有给我表示过任何物质上的东西,但是就这一条短信,足以让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你拯救了一个人,你拯救了一个家庭,而这个人正因为在他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没有被人拒绝,所以他仍然会对这个世界抱有感恩之心。
这正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在遇到这次劫难后,仍会告诉自己不要埋到仇恨中。而那位伤害我的患者可能就是充满了痛苦和仇恨。因为他肯定是在生活工作中,感受到了很多的痛苦和仇恨,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但事实上,如果有朝一日,他了解到当时为了给他完成这么复杂的手术,我忍着巨大的腰痛和背上的6颗钉子,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做了两个小时手术,终于保住他的眼睛和视力,他的内心还会不会如此阴暗?是否能够感受到整个过程中别人对他的关心和爱呢?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我们的世界充满了阳光和鲜花,但是你一定要用你的眼睛去看到它。
我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人买了一束玫瑰花送给两位美女,其中一位美女说这个花开得如此鲜艳漂亮,而另一个美女却说玫瑰上的刺儿扎人,真讨人厌。
同样的东西,如果用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去看,你就会感受到身边的温暖和大家对你的关心,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而且你自己也会愿意用爱和美好来回馈这个世界,而如果你只能看到阴暗,把自己埋入无限的仇恨中,你就会与这个世界的美好无缘,这些就是在这两个月中,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战胜疾病的心态。
6、看病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我们能做些什么?
陶勇:慢性疾病是非常消耗人的,如果隔几个月就要跟单位请假看病、由家人陪同往返当地和北京,很有可能把你的信心都给耗没了。 此外,一个大夫一辈子能做的手术是有限的,我自己最高的记录是一天86台手术,哪怕我能做更多,也只能帮助到一小部分的患者。 如何高效和科学的看病,我认为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要跟地方医生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团队,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尝试性的工作。北上广的专家和地方医生形成团队,是一种多赢的模式。
第一,患者不需要老跑北京,因为很多时候病人复诊就得到一句回复:没事,回去吧。为了这一句话,他折腾了一圈儿,花了好多钱。
第二,地方上的医生也能获益,以往患有疑难疾病的患者会直接去大医院,地方医生接触不到患者,而如果首诊在北上广,复查在地方医院,地方医生可以接触到治疗的全过程,有助于提升技术水平。
第三,北上广的医生也能松口气,从下午1点多一直看到夜里9点多,要看六七十个患者,体力和精神的付出完全是透支的,有时候秩序不好,诊室就像菜市场一样,对患者和医生来说都是煎熬。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模式建立起团队,通过团队作战的方式,减少北上广的就诊量,让那些可以留在地方医院解决问题的病人留在地方,把就诊机会给到那些真正需要到北京治疗的患者,大家都受益。
所以我建议慢性病的患者,通过地方医生和北京的专家建立联系,沟通病情和检查结果,放下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完美主义的心态,相信医生的团队。
现在的医疗模式已经不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而应当是疾病-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除了要解决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还要有心理上的干预,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患者还原自己的社会角色,正常地去生活和工作,否则整天跑医院,别的都不能干了。
借助互联网的就医模式,借助科技的力量,跟地方的医生联动,才有把患者从从慢性疾病中解脱出来,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7、当一个医生成为患者,该如何做一个“好患者”?
陶勇: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受伤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给我发微信、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自己有很多康复的经验或者有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例如磁疗、针灸等方式。
他们都是真心实意地来帮助我的,不求任何回报,但我还是都婉言谢绝了,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我相信这些愿意跟我联系的人,他们自己的经验都是很独到的。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给我的主治医师——积水潭医院的陈主任和栗主任造成负担,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出门诊时,也经常会给患者讲,我说其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非常崎岖的山路,在这条山路上开车,只能有一个司机,如果让6个有经验的司机都坐在一辆车上,张三说往左边走,李四说往右边走,那么最终这个结果是什么?一定不如一个司机开得利索。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我完全去相信我的主治医生,因为只有你将100%的信任交托给别人,别人才有可能跟你一起共赴难关。因为在我们面前只有一个敌人,就是这个疾病,战胜这个疾病需要什么?需要医生和患者成为一个坚固的盟友。
而事实上,人和人的信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他需要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在我出诊的时候,常常有患者会跟我说:“陶大夫我就是冲着你来的,我坐了一晚上的火车,一千里路”,但事实上,第二天他就跑到别的大夫那去挂号,说了同样的话。他只是口头上的相信,而人和人真正要建立信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彼此的观察。
现在医患之间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互相不信任。
患者不信任医生,患者会觉得:医生给我开的这个药到底管不管用?医生到底是不是用心的给我治疗?是不是就是为了拿回扣,所以才给我开很贵的药。
而医生也不信任患者,总是会想:患者兜里的手机是不是开着录音功能,老是在监听监视我,万一治疗效果不理想,就要告我。 这种双方彼此怀疑,彼此的不信任,是造成我们疾病治疗不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你有没有问医生最终能恢复成什么样,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手术医生。我说我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大夫,现在成为患者之后,我就不会去问医生这种很为难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像孩子上学一样,你把孩子交给老师,问老师这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无形之中就会给老师一个莫名的压力。 因为事实上老师他只会说,我用心教,学生好好学,我们争取考到一个最好的成绩,但如果你上来就以指标的形式给老师交代任务,那老师会怎么想?老师会想:考上清华北大的毕竟是少数,你在我这儿,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你还不如转学算了。
而我需要问的,就是怎么配合好医生,做好康复训练。事实上,这两个月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之前我的手打了一个月的石膏,真的是很僵硬,关节也掰不动,而现在手的柔软度、肌肉的柔软度、关节的柔软度都已经比原来要好很多。
8、您认为医患之间如何才能互相信任?
建立彼此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经常会跟病人去打一个比方,其实得了这个疾病就像一个人摔倒在路上,如果你不能让路过你的人产生信任的话,大家有可能不敢去扶,现在彼此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信任感消失。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报道说老人在地上摔倒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几个年轻人敢扶他,也有调侃说只有富二代家里有钱才敢去扶他,也有人报道说老人摔倒了结果上小学生把他扶起来了,他说小学生推倒的,让小学生的家长去赔偿,最后调查才发现不是小学生推的。 所以,如何去建立这个信任,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只有双方都付出努力才行。 患者需要放下内心的情绪,不要当面质疑医生的治疗方案,或在细枝末节上去较劲,因为你很可能不是去怀疑他的医术,但是无形之中会造成医生内心的担心。医患互相信任才能让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中华健康快车,是一辆火车,开过去为当地的贫困患者进行免费的白内障手术,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医疗行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地方上的患者如果我们不去治疗的话,他们这辈子可能就失明到终。
白内障手术,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有钱或找着有条件的环境去治疗的。我参加过四次中华健康快车,为几千例患者做过手术。江西声乐安县的一个驼背很严重的阿婆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她当时,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没有几天可过的了,眼睛双面失明很多年了。这个阿婆有一个很简单的夙愿:想再临终之前亲手给自己做一件寿衣。当地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过世前必须自己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她才能够和她的家人团聚。 她的丈夫很早就因为癌症去世,她的儿子也是在矿难中过世了,她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她内心特别期盼和家人在一起。其实当时阿婆找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时很犹豫不敢给她做手术,她的眼睛条件很差,眼睛小,白内障的情况很严重,如果强行在火车上用有限的设备做手术,万一失败的话,可能会有麻烦,当时我们比较年轻。最终我们说服了自己决定给她做手术,这个简单的愿望最后我们帮她实现了,手术做了半个多小时,手术真的成功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她就过世了,但她真的亲手做了一件寿衣,当地的联络员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当时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这位阿婆选择了信任我们,信任会化成一种力量,让我们敢于去挑战一些疑难。即使发生了这次伤医事件,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很感恩的。 尽管人生跌宕起伏,但是一直让我看到真善美的一面,让我看到很多患者一直在用他们实际的故事告诉我,在强大的疾病的面前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愿意无条件地选择信任医生,所以我们才能一起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有的时候结果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继续帮助他们。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段时间我写了一首诗《心中的梦》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让盲童能够未来有自食其力的可能。他们的父母已经接受了他们视力不好,但他们接受不了的是当他们老去,不知这些盲童还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我想医疗不只是治眼睛,如果我们有一天能想到一些办法能够解决盲童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从医,这也是医治的一种行为。
心中的梦
作者:陶勇
我,来⾃安徽
七岁那年,⼀场⾼烧,让我再不能看见
我,来⾃河北
从⼩患有恶性肿瘤,双眼……摘除
我,来⾃⼭东,⽣下来那⾥就是空的,
⽼⼈想要把我掐死,
妈妈紧紧抱住,
给我活下的希望。
阳光和阴影,我⽆法区分;
爱情和甜蜜,我不能拥有。
别⼈只是偶尔焦虑,
⽽我们却⼀直苦恼,
因为⼤家眼中的美丽,
我们永远⽆法知晓。
我很怕
拿起筷⼦吃饭的时候,夹不起菜,会被讥笑;
⾛路时不⼩⼼碰到旁⼈,
会被责骂;
当我们⽤盲杖不停地敲打地⾯,
烦躁的声⾳让别⼈躲避不及;
当我们打开收⾳机,
⽆论如何调低电台的声⾳,
在别⼈的⽿朵中,总是嫌⼤。
但是,我⼼中,还有⼀线希望。
希望有⼀天,
我可以拿着打⼯赚来的收⼊,
给⽗母买⼀件新⾐,添⼀双新袜。
我也希望,有⼀天,
膝下也有⼉⼥,在⽿边,
和我说说悄悄话。
夜深⼈静的时候,
每个⼈都会想家,
挂掉⽗母的电话,
我能想象,
他们两鬓的⽩发,
还有⼼中割舍不断的牵挂。
我会努⼒,
让⽗母不因我是盲⼈⽽终⽣活在阴霾之下,
我把光明捧在⼿中,
照亮每⼀个⼈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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