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知IRC独立阅片模式

多年以前，临床研究中广泛采用的阅片模式，多数是由申办方组织几位参研单位的专家来进行“独立”评估。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阅片。

随着国际上独立阅片规则以及各项阅片标准的不断明确和完善，中国国际化进程加速，监管力度升级，专业的IRC服务商进入了中国临床研究领域，同时也带来了标准化的操作模式。然而，出于对原有模式的过度依赖，不少从业者对专业IRC服务商提供的“独立影像评估”服务依旧一知半解，甚至产生”对结果缺乏控制“的错觉，而排斥专业IRC。

但面对《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公告》，2018年国内首批PD-1通过国家局核查获批上市时，国内监管机构开始对IRC服务商所提交的数据进行核查这些政策层面的持续加码，从业者们必须以客观的认识，接纳新的规则。

本文就当下专业IRC服务中广受质疑的几个问题予以解答和对比，希望能够帮助从业者得到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传统阅片 vs 远程阅片

传统阅片中，阅片人需要到固定的地点，在安装过相应软件的固定电脑上进行阅片，会浪费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而基于网页端的远程阅片，阅片人仅需一台可以上网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随地“移动”阅片。

然而，远程阅片的出现和应用时间并不长，一些申办方难免会对远程阅片的合规性提出质疑， 那么，我们不妨将两种阅片方式的最大风险进行对比，从而找出最佳解决方案：

远程阅片——一些申办方认为远程阅片的最大风险是如何确保独立阅片专家是本人在阅片，而非将其账号密码提供给其他人代替其阅片，对此，专业IRC服务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IRC服务商会使用合规的阅片系统，并为每位独立阅片人开通单独的账号，阅片人使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系统，进行独立盲态阅片，完成评估。

其次，所有专家作为独立阅片人都需要签署阅片协议，其中会明确提示若由他人代替阅片的法律风险。此外，在开始阅片之前，阅片人还要签署电子签名授权表，认可其在系统中的电子签名和本人手写签名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独立阅片的专家并无动力让他人代替阅片，因为专家很清楚如果他人的评估结果出现偏差，系统中反映的是由自己给出的评估结果，专家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接下来，IRC会对评估结果定期进行医学审核，如果某段时间存在明显的评估质量波动，这种异常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现场阅片——专家赴现场阅片一般是在IRC服务商的办公空间，由于物理空间通常有限，每间阅片室可能安装1台以上工作站，供多位阅片专家使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多名阅片专家同时参加现场阅片时，无法确保阅片专家是自己独立评估而未与其他专家讨论，因此这种模式可能会直接触犯了IRC盲态独立评估的底线，引发巨大的风险。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进，远程阅片能够大大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从风险防范角度来说，也能通过法律文书和医学审核等方式将主要风险最小化，从而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IRC如何加强肿瘤试验的阅片质量？

除了基于异常值报告，对独立阅片结果定期进行医学审核抽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阅片质量。对于肿瘤试验而言，IRC还会通过如下指标来监控阅片质量及差异率：

裁判率（触发裁判的次数/总裁判次数）：通常，裁判率>30%时，会提示阅片人差异率高或阅片质量较差。然而裁判率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对评估标准理解偏差、整体肿瘤负荷主观差异、靶病灶选择标准主观差异等。阅片批次越多，裁判次数及裁判率也可能会上升。因此，裁判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阅片质量低，反之亦然。

裁判一致率（阅片人被裁判同意的次数/阅片人触发裁判总次数）：相较裁判率，裁判一致率能更直观可靠地反映每位阅片人的阅片质量。然而当某阅片人的裁判率较低时，裁判一致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该阅片人阅片质量差。

阅片不一致指数（阅片人被裁判不同意的例数/阅片人完成阅片总例数）：阅片不一致指数作为一种新的监控指标，综合考虑了裁判率和裁判一致率，被认为是更加可靠的阅片质量监控指标。

“国外一项研究，对20个肿瘤试验分别进行了统计，阅片不一致指数从所有20个试验中鉴别出了阅片差异较大的阅片人，而裁判率和裁判一致率分别从13和12个试验中鉴别出了阅片差异较大的阅片人。另一项研究中，阅片不一致指数从12个试验中鉴别出阅片差异最大的阅片人，而裁判率和裁判一致率并未在任何一个试验中鉴别出这些阅片人。”

据独立阅片章程所定义的指标监控阅片质量，及时进行医学审核并采取纠偏措施，可以有针对性地改善阅片质量。在IRC实践中，医学审核抽查率以及具体采用何种指标监控阅片质量，需要结合申办方的期望并根据项目具体需要而定，因为毕竟增加监控指标或提高医学审核抽查率也会显著增加项目成本。

IRC QC人员的资质 

原始影像QC（影像专员）：医学影像专业

疗效评估QC（影像科学家）：影像、临床专业，有对应执业证书

目前IRC行业内有不少从业人员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如：生物技术、计算机、英语等专业的人员被指派做原始影像QC工作，做疗效评估QC工作的人员不是执业医师等等；不难预测，在国内日益严格的监管之下，此类擦边球现象将会面临法规层面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