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法院认可职业打假 能否让假药消失殆尽？

作者：老薛

周末，行业知名公众号“食品药品安全网”发布了一条判决书，职业打假人购买假药索赔获得法院支持，引起行业人士注意。

 简短介绍下背景：职业打假人于商店购买成人用药品，被认定为假药。在判定其身份为职业打假人后，法院依然支持其十倍赔偿。换而言之，法院支持了其知假打假行为。

判决书中提到两点，一是陈胜金属于职业打假人；二是本次购买假药并非用于生活目的。但法院认为这种买假索赔的危害，远小于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药品危害性。只要是食品、药品的购买者，就认定为消费者身份。

关于知假打架的争论一直有，反对者认为，“有些打假人收钱就撤诉，根本起不到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支持者认为，“先有假货，后有知假打假。如果堵住了制假售假，职业打假自然也会随之消失。而且即使收钱就撤诉，也会导致制假售假成本增高，风险加大，势必会减少后期违法数量。此外监管部门如果真有心去查，依然可以通过诉讼等资料查获制假售假渠道。”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职业打假的，打假人员从中获益，无可厚非。

1.打假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有风险，就应该就有对应的收益

无论是否职业打假，只要涉及到打假，必定有风险。一是人身安全，二是被扣上诽谤勒索的帽子被索赔。任何一项需要持续性的行为，都必须能从中获益，才是持续下去的基础。

2.打假付出了精力与时间成本，应该有所补偿

职业打假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假货信息，可能会选择没有固定工作的生存状态。以国内打假第一人的王海为例，经常四处奔波。他们付出的精力与时间成本，需要有所补偿，但他们又不属于公务人员，没有保底薪资。从打假行为中获益是理所应当对。

3.打假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应该予以褒奖

民众对于职业打假和职业造假卖假，更痛恨后者。职业打假人类似扮演一种城市猎人的角色。不支持职业打假，就是变相的支持职业造假售假。有些人会说职业打假人常常拘泥于一些标签信息等等，不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但需要明白的是，药品的任何标签信息都是经过政府部门审批的，如果审批过程及设计过程，完全遵循规章制度，那就根本就没有职业打假人的发挥余地。职业打假人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促进了国民法制建设的完善，应该予以褒奖。即使目前给不出褒奖，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给他们一个正面的形象。

4.职业打假，是另一种需要被认可的“有奖举报”

各地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都极为重视，例如本月12号，海南省发布了公告，针对食品药品的有奖举报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这些有奖举报我们可以认为是举报人正义使然，但“有奖”也绝对是能勇于举报的重要原因。既然都是“正义、经济补偿”，职业打假有何不妥？

5.职业打假是对目前监管力量不足的重要补充

无论职业打假，还是政府监管，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对制假售假者产生震慑。很多监管部门面对民众对于假货的愤慨，总是一副面孔，“我局共XX人，需要监管企业XXXXX家，监管区域遍及XXXX平方公里。实现无死角监管，难度极大。”既然也明白自己力量不足，那就应该接纳社会力量的介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既然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也就不应该存在什么“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的说法。只要是能起到震慑作用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主张权益，就应该被支持。

我们不能因为假货难以根除，就想方设法根除掉发现假货的人。任何真正想打击制假售假的监管部门，都可以通过职业打假人的诉讼信息及举报信息，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完全有能力去以此摸查，真刀真枪的打击造假产业链。自己不去履行职责，却让职业打假人来承担浪费司法资源的骂名，着实不妥。

职业打假，只需要防范一件事，栽赃诬陷。

近日，深圳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管条例》，特意提到了一些人员恶意调包过期食品来索赔。但就个人而言，这些人不同于职业打假人，重要区别就是是否栽赃诬陷。

任何栽赃诬陷行为，都应该走法律程序予以警戒。但，栽赃诬陷与职业打假，可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需要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某人曾栽赃诬陷，就对其合理的正常索赔置之不理。让监管部门动起来，不要一味的等待，要勇于进入到每一起举报中去。

假药对民众健康危害巨大，而药品的鉴别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背景做依托，一般民众难以辨别其真伪。支持知假买假索赔，是种新型的鼓励措施，鼓励非公务部门的专业人员对流通环节的假药予以打击。让假药无处售卖，离开了销售平台，假药也就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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