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 生命最后的伟大？

3月18日，胡昌云摸着丈夫武建平的头大哭着：“你走了，你走了”。

然后，医生们向这位合肥千万富翁武建平的遗体深深鞠躬，致敬。

武建平生前捐献器官的愿望实现了，有6个人因为他的捐赠赢得了生的希望，而他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延续”自己的生命。

武建平等捐献器官的人伟大吗？

“还好吧，如果是我，我也会。与其死后烧掉浪费了，不如给用得上的人用”。

“伟大，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死了终于可以伟大一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还是希望完整的，不让家人难过”。

“伟大，虽然总觉得最终我也会接受，但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勇气主动去签《器官捐赠登记表》”

也许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不想过早的谈论死亡，对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

活到现在，我经历了两次至亲的离去，开始经常一个人偷偷的流泪，想象被烧掉的残忍，后来选择逃避，不去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内心深处从未正视死亡。记得姥姥在世的时候跟妈妈说：“死后千万别烧我，我怕疼”，不可思议的是，妈妈后来也这么说起过，到了我这一代，竟然也有这样的想法…..用活着时候的状态去感知死后，简直愚蠢至极，却还未得到改变。

虽然现在已经是崇尚科学的时代，但依然有不少人“谈死变色”。

也许正是存在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选择不主动也不说不，才有了一种反向的处理器官捐赠的行为，即“默认”捐献器官。就是说，成年人如果不做明确的书面说明“死后不捐献器官”，就意味着同意死后可以被取走可用的器官。

目前，哥伦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法国等采用的皆是“默认”捐献器官的法律，但在具体执行中有一些不同。哥伦比亚和西班牙相对温和一些，最终是否捐献还要尊重家属意见。奥地利和法国则非常强硬，只尊重个人生前意愿，不会考虑家属意见。

但为了让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更有尊严的活着，2016年8月8日，哥伦比亚也采取了像奥地利一样的法律，取消了逝者家人对捐献器官的自主决定权，不再考虑家属意愿。法国自2017年1月1日起也执行了器官捐献“默认”制，并且也不管家属是否同意。

也有一些国家执行了两种器官捐献法，例如英国，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告知同意”，即有意捐献者需要先注册告知相关机构自己同意捐献器官。英国威尔士执行的则是“默认同意”制，结果是，2018年威尔士的器官捐赠同意率从2015年的58%提高到了75%，为全英国最高。

近日，英国将器官捐献“默认同意”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9年3月19日，英国通过了一项最新的法案，从2020年开始将在英格兰执行“默认同意”器官捐献法案。意味着届时，如果没有向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提出特殊要求，成年人的器官在其死后都可以被取走。

英国卫生部表示，这一举措每年可以多拯救大约700人的生命。

但是，英国的器官捐献“默认同意”制并不强硬，依然保留了家人的权限，即家人有权在最后时刻拒绝捐献至亲的器官。数据显示，最近５年内，英国有５００多个家庭选择拒绝捐献死去亲人的器官，尽管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捐献。

尽管如此，“默认同意”对相对保守的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上世纪70年代英国引入器官捐献全国志愿者注册机制，但因为宗教信仰、对死亡的忌讳等原因，只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登记同意捐献器官。

在英国，器官捐献曾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调查显示超过八成英国人支持器官捐赠。但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实际上只有37%的人真正注册成为捐赠者。而当真的那天来临，悲痛的家属通常又都会同意捐赠逝去家人的器官。

也许正是这一数据给了政府错误的信号，12年前英国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推行器官捐献“默认同意”法，却出乎意料的失败了。

同样的法律，12年后的今天却成功了。到底是什么让英国人用12年，认可了“默认同意”？

是对于生死的认知变化，是时间的犀利，更是一个感动的生死故事。

2016年底，年仅9岁的MaxJohnson，因患“扩张型心肌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但没有合适的心脏，他几乎绝望的等了9个月，直到因车祸去世的KeiraBell父母捐献了女儿的心脏。

等待期间，MaxJohnson一度与父母做了最后告别，成功手术后，他没有忘记那种绝望的痛苦和煎熬，这让他决定帮助更多像他一样需要器官的人。恢复健康后的Johnson在母亲的帮助下，发起了一项“选择退出制度”运动。

Johnson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器官捐献注册。Johnson在给议员的视频中说的一句话“请修改法案……它将会拯救像我一样的生命。”更是最终推动新法案MaxandKeira'slaw（以受捐者MaxJohnson和捐献者KeiraBell的名字命名）的通过。

实际上，因为故事感动带来的主动捐赠行为在在中国也有。16岁的篮球少年叶沙，意外去世后，父母捐献了叶沙身上7个器官，挽救了7个人的生命。后来有5位接受捐赠的患者康复后，组成了一个篮球队。此事经过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微博等主流媒体、新媒体的传播，叶沙的故事影响了千万人。

目前，中国的器官捐赠并没有采用“默认同意”，主要通过宣传引导，促进公民自愿捐赠。虽然自2015年全面开启公民器官捐献后，中国公民的器官捐赠量逐渐增加，2017年达到5148例，捐献量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由于中国人基数大，器官需求也大，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仅有1.6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平台的积极参与，让需求缺口有所改观。据介绍，自2016年底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开通支付宝“一键登记”通道以来，已经有至少30万人通过支付宝登记注册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但对于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否有一天也会认器官捐献“默认同意”不得而知。

但就目前一些执行器官捐献“默认同意”制的国家的情况来看，“默认同意”制的确极大的增加了器官捐献数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单靠该制度就能解决器官捐献“供不应求”的难题。

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同意默认”在各个国家的执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来改变和适应。而在此期间，最好的方法是尊重个人意愿为主，考虑家人感受为辅，然后给予一些激励政策，例如减免税收，或者给予器官捐献注册者特殊照顾（如果本人以后需要做器官移植，可以给予一定流程下的优先权等）。

尽管如此，器官捐献还受到其他一些阻力，比如对于死亡的判断。尤其是对于脑死亡的判断，不能有一例误判，否则将是对器官捐献者生命的罪大恶极。

曾有媒体报道，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名男童在玩耍时遇上离奇车祸，送医急救后曾4度进入脑死状态，其中一次更是长达15分钟。但就在医生断定他返魂无术，父母也签订了器官捐献协议书后，已经踏进鬼门关的男童竟然在拔喉管后恢复生命迹象。虽然是个例，但细思极恐。

对于脑死亡器官捐献，我国规定，实施脑死亡器官捐献获取器官的手术，一定要在捐献者已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脑损伤评价中心获得资格的医生，判断为脑死亡之后进行。

因此，对于“器官捐献”推动方，不能流于表面的说服，消费民众的道德激情，更要实实在在的做好各种解读和技术的保障，才能让更多公民抛弃传统的生死认知，自愿注册器官捐献。

不得不说，排除各种认知障碍和技术风险后，死后“器官捐赠”将是，生命最后一次伟大的机会。

2019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特别竞技赛案例征集火热进行中！戳此了解更多大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