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庙盗环谈医院内的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

为了能说清楚我的想法，先引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叫高庙盗环。大概是汉文帝年间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发怒，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释之按法律所规定偷盗宗庙服饰器具之罪奏报皇帝，判处死刑。皇帝勃然大怒说：“这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偷盗先帝庙中的器物，我交给廷尉审理的目的，想要给他灭族的惩处，而你却一味按照法律条文把惩处意见报告我，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啊。”张释之脱帽叩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这样处罚已经足够了。况且在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不同。现在他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万一有愚蠢的人挖长陵一捧土，陛下用什么刑罚惩处他呢？”过了一些时候，文帝和薄太后谈论了这件事，才同意了廷尉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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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限制，讨论当时的刑罚合理与否已经不再重要。这个故事中张释之很好的维护了汉代律法，也可以看出汉文帝被历史上称为一代明君是有些道理的。张释之的做法可以说体现了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古代皇帝的威严通常都是通过杀罚独断权力的行使来确立的。皇帝对某一个人的处罚是可以是从无罪到诛九族，并且其中没有太多道理可言，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完全是凭借皇帝的需求。在汉武帝时期，如果大臣被任命为丞相就马上哭着跪拜，因为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位时期换了十三位丞相，杀了五位。如此一个皇帝的身边，就像是陪伴一个“怪兽”，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发飙，它周围的人会倒什么霉。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的去讨好皇帝，所以不需要讲道理，皇帝就是道理。这就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道理，由此也可见封建社会黑暗的没人性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只会相信皇权，而皇帝也就愈发的不受控制，肆意妄为。人治思维下的社会体制种种弊端也就显露出来。

现代社会法治文明进步巨大，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是成文法。即刑法必须是以成文形式发布，禁止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刑法以外的其他文件给人定罪处罚。其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认为是保护公民权利最直接的体现，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有罪。除了罪名的法定，也包括了刑罚的法定，判决罪名成立之后也要依据法律明文规定科处刑罚，不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明文规定“禁止类推适用刑法”、“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则和精神。并且从程序上还规定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制约。形成了一整套刑罚体系，体现了制约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原则。在这种体制下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普通民众和整个社会。因为民众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为，不必担心身边再出现“怪兽”。法律对社会而言是确立了秩序价值。可以说法律是国家和普通民众都要遵守的，这样才让民众对法律产生信赖，日常行为更在意法律规定，而不是特别在意某一个人的意见看法。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形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自己的社会工作，社会的活力被充分的释放，人的潜力被充分挖掘，社会进一步文明发展。

与其说人治与法治的主要区别是以管理者的意志为中心还是以法律、制度为中心，不如说是看管理者是否也受到制度的制约。制度公平的实施才能被广泛的接受，才能发挥其生命力，才可以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信任。这就好比在管理者与被管理之间形成了一个契约，不能只叫被管理者遵守契约而管理者则不受任何限制。并且管理者可以肆意的更改这份契约，而被管理者只能遵守。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形成灾难，对此《资治通鉴》中有精辟的说法：“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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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同样的道理引申一下，看待公立医院的管理问题。如果公立医院出现一位强势的院长，除了掌握着可以调动医院内的一切资源的权力，也掌握着医院其他各种权力，包括职工的职称晋升、进修学习、工作岗位调整安排、工作人员违规的处罚，科室主任人事任命、医院总体规划、大型设备采购等等大权。夸张的说法是院长在医院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样一位院长的存在对于一般的医务人员和医院发展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好事。道理就是一切以院长一个人的意见为中心，极其容易形成人治局面。医务人员的正常权益很可能会经常受到院长行政权力的侵犯而不得不一次次的向这种“强权”妥协。医务人员的活力不能得以释放，在工作中不再信任医院的制度，而是相信院长的权力。进一步就会造成制度形同虚设，人情管理取代制度管理。在我看来公立医院深层次的问题之一就来源于此，因为领导本身就不够重视医院制度，所以职工便可以更加不尊重制度。有些领导更是喜好以自己的意见代替制度，不重视对制度的建设，甚至为显示权威随意更改已经成形的制度。

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情管理难免会造成不均和不公的局面。如果让医务人员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大家的机遇都是均等的，那么只会将大家的共识凝聚到如何为医院的发展做出贡献。反之如果让医务人员意识到，不管有多么努力工作最终好处都是给了哪些善于维护与领导关系的人，那么努力还不如去逢迎领导喜好，要么就是等有能力了去选择其他医院，反正现在干活都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医务人员一旦对医院的管理失去了信任，医院不仅是眼前的一盘散沙，还有将来的人才流失。好不容易通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培养的业务骨干，成才之后溜之大吉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原因。法治思维缺乏而人治现象泛滥，已经让员工无所适从。

制度是医院领导管理的工具之一，也是展现领导管理能力，施展管理才华的平台。同时律人者必先自律，领导更应带头尊重并实施制度，使得普通员工不敢不对制度心存敬畏。一套好的制度可以催生一系列有利于医院工作的机制，形成有利于医院发展的文化。法治精神对医院的贡献不是仅仅满足于穿上了一件“有制度、有文化、有凝聚力、有内涵”的外衣，更深层次的可使医院管理者“远小人而亲贤能”，影响员工的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和对医院的忠诚度，进而提高医院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