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噩梦不要再回来（浮生篇）

门格尔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奥斯维辛医务处有22位军医，其中大部分都有博士头衔。他们分头研究，共同探讨，“业绩斐然”。

保罗·克雷默博士：热切地研究饥饿问题，他参与制造、选择极度的饥饿囚犯，向他们的心脏里注射致命剂量的苯酚，然后摘取器官进行生理和生化研究。

西格蒙德·拉舍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曾经对数百名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苏联战俘进行“人体冷冻实验”，他们将赤裸或者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囚犯投进冰罐，从观察孔观察囚犯抵御严寒的时间，寻求救活冰冻状态囚犯的方法，这些训练有素的医学专家悉心地观察记录囚犯的每一个细节，如口吐白沫，痛苦地扭动身体，进入昏迷的过程，甚至是临终前喉头的颤动与呻吟。源于谋杀囚犯的研究报告“人类冰冻试验”1941年10月拿到纽伦堡医学学术会议上宣读，数百位医学专家参与了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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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舍小组还为德国空军就高空飞行时人体反应进行了试验，1941年春, 拉舍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 突然宣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生理指标影响的研究陷于停顿, 是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

于是纳粹党卫军为他拨来了一些囚犯, 拉舍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 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 当作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 把空气抽掉, 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模拟高空中的状态．然后, 拉舍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 受试验的是一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分钟以后, 受试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分钟以后, 出现了痉挛状态；从6分钟到10分钟, 呼吸急促, 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11分钟到30分钟, 呼吸减慢, 每分钟只吸气三次, 到这段时间终了时, 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 开始解剖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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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克劳贝格，是一位著名的生殖学教授，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第十区对数百名囚犯的输精管或输卵管里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以实验阻止受孕，他的研究成果和配方至今还在被一些研究者使用。

舒曼博则试图通过发明一种迅速而无知觉的流水线方式对人类进行绝育实验，他安排数百名囚犯排队填表，桌下安放隐蔽的X射线对其阴部进行大剂量地照射，以造成生殖器急剧膨胀和坏死。舒曼还是毒气室安乐死的主要策划者。

第三帝国在医学方面的罪恶不是个体行为，完全是体制性的，在希特勒身边聚集了一批邪恶医学家，组成“严重遗传病科学登记帝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希特勒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他曾参与了种族净化目的的“安乐死计划”的策划与实施。韦尔纳·卡特尔 大夫（莱比锡大学医院儿童门诊部主任）是残疾儿童安乐死计划的积极推动者。 汉斯·海因策 大夫（精神科医生，普鲁士公立医院院长），精神病安乐死的推动者，赫尔穆特·翁格尔大夫（眼科专家），他写过著名的《责任与良心》，主张对绝症病人实施安乐死。恩格特·文茨勒大夫（柏林医院儿科专家）。

▲奥斯威辛村解放71周年纪念活动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人不曾受到职业良知的谴责？他们是如何逃避良知审判？

战后，一位侥幸生还的犹太医师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在其谋杀行径和他的希波格拉底誓言（在德国，医科学生毕业或医生开业时都必须宣誓，表示遵守医德的誓约）之间达成和解的。他的回答是：“我是一名医生，我希望拯救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敬，我要从病体上除去感染化脓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躯体上腐坏的阑尾 。”

从二战时期德国医学的迷失，我们可以洞悉人类理性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离与冲撞。拷问科学真理与医学真谛，正确与正义的永恒落差。

真理的获得只需要有知识的纠错与提升机制。而医学真谛的获得不仅需要知识的纠错与提升机制，还需要有道德的净化与提升机制。但丁曾断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在今天，纳粹医生明火执仗的杀戮已不复存在，但是，技术优越伴生的职业冷漠却比比皆是，而且还理直气壮，解决医疗问题的关键是过硬的技术干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温情播撒。因此，医学在占据技术制高点之时失去了道德制高点，殊不知，疾苦的产生源自身心灵的蒙难，仅有躯体的救助无法平复心灵的伤痛，必须有身心灵全面的照料（心理抚慰、灵性照顾），必须救治、拯救、救赎三管齐下，才能实现技术与人性的统一，才能成为苍生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