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三定方案”释放了哪些重要政策信号

靴子终于砰然落地！

尽管自从将健康中国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尤其是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时起，这只作为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责功能之清晰化载体的靴子的必然落地，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当它真的砸到地板上时，所产生的动静，还是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一、“三定方案”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管理体制层面的保证。

在今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央就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相关机构的的管理职责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由此，“健康”作为关键词，首次且引人注目地进入了中央政府下辖的部委名称之中。

这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三定方案”的出台，首次具体明确了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这就是“组织拟订国民健康政策，拟订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法律法规草案、政策、规划，制定部门规章和标准并组织实施”等12项具体职责。而被置入这一部分的最后两项，即“职能转变”和“有关职责分工”，则不属于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其前者，是为保障上述12项具体职责得以顺利落实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后者则是为防止相关政府机构职责相混淆而做出的制度安排。

强调卫生健康委员会必须根据健康中国战略实行相应的职能转变，是“三定方案”所给出的一个重要要求。

“三定方案”中明确提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当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健康、转模式、强基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此基础上还具体提出了“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加强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具体要求。

对具有相关职能相衔接的有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对清晰的职责划分，是“三定方案”的另一个显著特色。

比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这六个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责进行了划分。

二、“三定方案”从理顺管理体制层面发力，将“计划生育工作”由原来的“基本国策”，向人口的常规性管理实现了平稳过渡。

从内设机构的设置看，与原国家卫计委机构设置相比，国家卫健委下设21个内设机构，而原来赫然在列的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被悉数撤销，其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归入内设机构中新增加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职责范畴。

上述现象，被许多人理解为今后国家将对国民的生育政策实行更大程度“松绑”的重要迹象，看来这种解读并非没有道理。

三、“三定方案”释放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政策信号。

第一，“三定方案”为保障全民健康管理由宏观战略构想层次，向为此而提供强有力的政府管理支撑和保障体系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延伸。

比如在21个内设机构中，明确定位为健康管理职能的就有3个，即老龄健康司、妇幼健康司和职业健康司。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的老龄健康司和职业健康司均为新设机构。

第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功能定位的清晰化，为明确责任提供了基本保证。而责任清晰，更是职责得以落实的基本前提。

此前，涉及国民健康的诸多管理职能，多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之中。这就为政府部门职能被利益取向所异化提供了生存空间。随着这一举措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逐步落实，过去某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内耗”和“踢皮球”等不正常现象，有望逐步得到遏制。

第三，“三定方案”体现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的正确思路。

正如前面所说，从政府机构职能界定层面发力，来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是“三定方案”的最显著特点。

除此之外,“三定方案”中还有一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观察点：比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的取消。事实上，当初这一内设机构的设置，就引起有些业内人士的质疑。要知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流动越来越成为常态，同时，人口的“流动”还是“固定”，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由此来看，这个司的设置本来就具有难以“接地气”的天然缺陷，在“三定”中将其取消，是理所当然之举。还有为应对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而新设老龄健康司，将有助于协助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来积极主动地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第四，“三定方案”既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所“量身打造”， 也为省市县级相应机构职责的界定和相关机构功能的整合，起到了用东北话来说是“打样”的重要作用。

由此延伸开来，“三定方案”不仅仅是对国家最高卫生健康管理机构的功能和职责作出定位，还对管理理念提出了同步跟进的必然要求，比如政府主管部门如何通过“两只手”共同发力，来将以治病为中心真正转变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轨道上去？比如地方政府相关机构的设置如何无条件服从于和服务于健康中国的伟大战略？只有在思想观念上真正实现“弯道超车”，方能改变以前某些地方在机构改革中所屡禁难止的“新瓶装旧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