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厚广 | 让驶向生命终点的列车 缓缓地停靠

“老人要学会安排自己的暮年生活，不管之前岁月交给了谁，反正现在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我看过一部德国纪录片《金秋，和时间赛跑》，讲述一群耄耋老人的迟暮时光，82岁练跳高、85岁玩铅球，94岁还当女铁饼运动员，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赶赴一场竞赛，看得人心潮澎湃。所以，你暮年的生活，不应该在乎别人说，而是在乎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健康。”

周厚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擅长脑血管病、眩晕、头痛、认知障碍、帕金森病等中老年神经科常见病和多发病。

他的科室面对着一群特殊的老人，百分之八十的患者年龄超过七十岁。他说，一切治疗必须围绕着“安全”两个字。这两个字的背后，是对老年医学体系的熟悉，对分寸的掌握，对心理的洞察。“对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死亡也许是上帝掷骰子的随机游戏，我们做不了更多的防备。老人的整体代偿能力普遍下降，而且多数都伴有多种基础疾病，所以治疗一定要讲究平衡，该积极就积极，该保守就保守，我们的目的是，让一趟驶向生命终点的列车，缓缓而自然地停靠。”

他坦言，在老年医学科这些年，心静了，通达了，智慧了，不会莽撞冒失，不会性如烈火。“都是受病房里那些老人的影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他们在补全我的价值观。”

值夜班的时候，有老人会拉着他喃喃絮叨自己的经历，他看着眼前的躯体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他恍惚着，一切如同隔世，却也明白许多老人为何现在能够宠辱不惊，谦冲平和。“有老人说，人活着，除了名利，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事得做，趁还活着，有一件，做一件。”

他也有难以释怀的时候，“孤独，是老人躲不开的梦魇。有些老人，生育了七八个孩子，临终时却没有一个在身边，老人拉着我们医生护士的手不肯放，紧闭双眼，浊泪从眼角滑落到枕巾，面对这种情形，我的内心是很难平复的。”

他说，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每个行为背后都有别人不便干预的逻辑，但在至亲油尽灯枯的那一刻，总应该尽人子之责，全忠恕之道。“和老人在一起久了，更能体会情义的可贵，尽管不好说什么，但对那些老人的孩子我是有想法的，他们不够情义。”

事实上，他的价值观来自老家，山东济宁，鲁地文化的孝道，浸润着他的血液，而距离老家一百公里的梁山故事，给了他青少年时期最大的热血激励。

“水浒后来多次搬上银屏，但我们这个年纪，最爱的是83版家乡电视台拍摄的八集《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播出时万人空巷。祝延平演的武松，已经超越了小说，成了我们这一代最经典的屏幕形象，忠义肝胆，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把最后四个字说的尤为响亮。

年少时从老家山东跟随父母到黑龙江支边，十多年后才离开黑土地。所以许多人觉得，周厚广的性格里，既有山东人的仁厚，又有东北人的豪爽。

周厚广本想着成为一个理工男。但高考时，一向孝顺的他，拗不过父母的苦苦劝说，考取了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市第二人民医院分院神经内科工作。

和大部分男生喜欢外科不同，周厚广说他更喜欢内科。“内科有一种找到蛛丝马迹破解迷局的快感。内科需要的分析更丰富，基础知识的联系更紧密，需要根据症状、病史等综合判断检查结果。内科逻辑性强，这是理工男的擅长，很多疾病一眼看不出究竟，需要抽丝剥茧，当找到症结所在，就会觉得临床工作特别有意思。正好当时医院急缺内科医生，我就自告奋勇。”

周厚广耐心、细致、温和的特点，受到了病人的认可。病人很喜欢同他聊，很多隐情就这样聊出来。在神经内科工作两年，周厚广的神经内科基本功底夯实了，也切身体会到了医生的价值。“书本上的职业道德标准，远不如亲历现场来得震撼——不能进食的人，可以进食了，不能下床的人，可以下地了——看到病人脸上的幸福感，你会坚定当初的选择。做小医生很苦，但很多人为什么还是坚持下来，往往就是这种成就感，在支撑着自己的内心。”

两年后，周厚广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常熟医院神经内科工作，5年后，也就是2006年，他考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董强教授的博士生。

“我的博士课题是关于细胞周期调控蛋白的，主要研究它对糖尿病血管老化的作用，属于神经内科和内分泌科的交叉性课题。董教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导师，他为人严谨，对学生严厉，会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设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研究方向。他不会告诉你具体的细节和步骤，不会天天盯着你做事，但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可行的目标，时刻关注你的进展程度和成长过程，只在你走投无路时才会伸出援手。让你在努力中锻炼，在探索中提升，不断打造自己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读博三年，进步巨大。”

博士毕业后，周厚广留在了华山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攻老年神经内科疾病。他坦言，在老年医学科，实际上对医生的临床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如果一个医生只在一个相对局限的专业领域里有所擅长，往往很难解决老年医学科的实际临床问题。“老年人的整体状况有其特殊性，安全而且有效的用药，才是最适合的用药。比如80多岁的中风病人，各个脏器的代偿能力均有所下降，用药应该个体化，不能像中青年病人一样足量足疗程。另外，许多老年人同时伴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很多药是相互重叠甚至相互干扰的，这就要注意配伍和剂量，拿捏好分寸，该积极就积极，该保守就一定要保守。”

几年前，一位大学教授住院期间早上醒来后被发现口齿不清，偏侧身体无法动弹，立即做了头颅CT考虑是醒后急性脑梗死。“但跟家属沟通治疗方案时，遇到了难题——急性脑梗死需要溶栓，溶栓必须在发病4.5个小时之内进行，但目前不确定发病时间。如果不进行溶栓，病人可能完全瘫痪，如果做了溶栓，病人又有很大的脑出血风险。“时间就是大脑”，与家属经过简短商量讨论后，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建议选择相对保守治疗方案，采取了比溶栓治疗相对弱一些但出血风险更低的抗栓治疗。”

三十多个小时后，病人奇迹般地开始恢复，3天后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大部分恢复，2周后恢复基本正常，家属非常感激。周厚广认为，医生除了施救，还要临危决策，繁而不乱，把各种治疗方案以及可能后果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清楚，让病人和家属尽快理解并协助他们做出选择。“治疗不仅有关医学，更有关人文。确定治疗方案跟病人的态度、家属的态度都有密切关系。所以，既要考虑病人心理和整体状况，也要站在病人和家属的角度分析现实和未来，医疗决策的背后，有时还夹杂着很多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

在周厚广的病房里，多数是平均年龄近80岁的老年病人。脑卒中、老年性痴呆、肺部感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甚至多系统萎缩，这些疾病往往集中在一个病人身上。周厚广表示，绝不能因为患者有脑梗死，就只考虑治疗脑梗死——很多药物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也许这种药专用于治疗脑梗，但对另一种疾病却有极大的副作用甚至出血风险，那就要拿捏平衡。“很多老人同时服用五六种甚至十几种二十种药物——哪些药是必须的，哪些药可以减掉，都要根据症状，先解决主要矛盾，再处理次要矛盾。A方案、B方案，还是A+B方案或A-B方案，一定前思后想，谨慎考量。而且，对老年人多病共存的状态要有清晰的认识，很多慢病不可能短期内痊愈，只能慢慢得到缓解和控制。”

“就像炒菜一样，不在于加多少调料，而在于，一道菜的五味调和。”周厚广笑着说。

周厚广表示，目前上海市民平均寿命在83.2岁，在全国是最高的。随着我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慢病管理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是个庞大的市场。养老、医疗、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难题，而养老问题排在首位。养老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吃住行等基本问题，更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善，认知能力的提高，生活质量的保障等。”

2018年，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华山医院挂牌，这是复旦大学医疗系统内唯一一个国家级临床医学中心。周厚广深感此举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一块牌子，而是一份责任，有很多具体的研究要求。“除了老年医学科，这个中心还有很多科室参与，比如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心内科、脑外科等。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是，希望华山医院对老年慢性病的研究和干预做出更多贡献。”

周厚广正着手开展一项关于老年慢病的调研，摸底上海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样本数三四千人，都是住在社区的上海籍老人，除了调查疾病、饮食、睡眠、运动状况，还包括他们的亲情关系、社会关系、用药状态，甚至嗜好和习惯，比如喝不喝酒，喝什么酒，喝多少酒，打不打牌，跳不跳舞等，每个病人随访3-5年，可谓工作量非常庞大。从这些样本中最终采集有效数据，研究出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保健方式，我们争取推出一本上海老年人健康指南，作为老年健康生活的指导。是广场舞适合你，还是跑步适合你，具体的建议要在大样本的调查下给出。”

在老年医学科十多年，周厚广认为，老年科的医生，必须了解老人的内心。

“孤独是老人的梦魇。有些老人子女在国外，长期无人陪伴，有些甚至是失独老人，他们的症状不一定都是身体上的问题，还可能是精神上、情绪上的问题。如果能通过心理疏导解决，最好就用语言解决，其次才用药物。”

作为老年科医生，周厚广说，看到了更多的人性，也看清了生命的本质。

“有些老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的，说走的时候不希望身上插满管子。哪怕明天死亡就要来临，今天也要活得有尊严。在浮躁功利的现代社会，他们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内心如一片静湖，宽广深邃，波澜不兴。这样的老人，值得敬佩，他们的人生，就是一部精彩的书卷。”周厚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