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节前看到这篇 我流泪了……

十年前，也是一个炎热夏季的傍晚，人们正就着电视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正在值班。忽然，接到会诊电话，一路小跑到了急诊。

 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躺在抢救床上，旁边一个20岁刚出头的瘦弱苍白的女孩，双手紧紧握着这位病人的手。两小时前，进餐中这位患者突然出现失语、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急症已经给做了CT检查，没有报告重要问题。

“缺血性卒中”，“溶栓”，我的脑海里涌现出这两个词汇。时间就是大脑，当时国际上缺血性卒中溶栓的时间窗是三小时，留给这个患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立即查体，NIHSS17分。这种情况预示着病人的大脑中有一根重要的血管闭塞了。这时候，如果采取积极的溶栓治疗，病人还有可能获得重新回归生活的机会。如果不进行溶栓，后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惨。这意味着患者要么重度残疾、完全依赖，要么就此搭上性命。

我不禁打量了一眼坐在患者床边的这个苍白而瘦弱的女孩。她一脸茫然无助，双手不停搓磨着她父亲那只瘫痪的手。

“你是病人的什么人？”我确认性地问道。

“女儿。”

“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我和我爸，我妈走了。”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走了”是指什么，是“去世”了？还是“离开”了？无论如何，此刻在灾难袭来的时候，这意味着只有她与父亲相依为命。

就在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患者脑中的神经细胞正在以每分钟140万个速度死亡。我不能再绕弯子，于是说：

“你爸爸得了脑中风，这是一种严重的情况，现在的最好治疗方法是溶栓，就是用溶血栓的药物，使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如果采用了这种治疗，你父亲的病有可能会好转。当然，这种治疗也存在风险，那就是出血，最严重的出血，就是颅内出血和消化道的大出血。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一下，你要作出是否接受溶栓的决定。”

小姑娘显得更加手足无措。

“能不能等明天我叔叔来了再做决定？”

显然她不了解这种治疗背后时间的紧迫性。

“时间就是大脑，患者病情留给我们的时间已只剩二十分钟，不可能等到明天再做决定！”为了争取时间，我铁了脸严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本是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现在却要逼她做出这样生死攸关的决定，确实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医生……我能问一下，治好我爸需要多少钱吗？”我知道，对这个小姑娘而言，此时，艰难的不只是做出抉择，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孤立无援和经济上的窘迫。

“溶栓药是7000多。”我必须将事情告知她。

“你能保证，这个药一定能治好我爸的病吗？”可以想见，2008年的时候，7千多元的药费是一个人近三个月的收入，面对这种天价的药物，再高的期望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有点恼火：医生又不是上帝，可以任意操纵生死。

“没有人会给你做这样的保证。”

“那……，”这小女孩沉吟了半晌，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我们只有一千多块钱，都交到住院部了。不用那么贵的溶栓药能行吗？”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我仿佛感觉到病人生活的希望之花在一点一点地枯萎。如果不立即溶栓，这个家庭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

“告诉我你的决定。”我叹了一口气。

“大夫！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你说怎样就怎样吧！”这时女孩开始哭起来。急诊科里的来来往往的人，都开始朝这边投来异样的目光。

“大夫，能不能不用这个溶栓药，治好我爸爸？”小姑娘再次鼓起勇气，希望拥有两全其美的选择。

我十分清楚小姑娘内心的脆弱、彷徨与迷茫。按照医学的常规，如果此时患者家属拒绝溶栓的话，事情对我们会变得非常简单：按常规治疗。我们大可不必再冒着一系列风险给自己的值班添上那么多麻烦。

可是，一旦想到躺在这个病床上的必将瘫痪的父亲，以及她的女儿的未来，漫长的人生之路如何面对时，我的心揪得厉害。

“你看这样好吗？这个药，我替你担保。我们给病人用上，如果治好了，费用算你的，如果没有好转，费用我出。”突然间，我鼓足了勇气，把生命的一切不确定性和压力扛在了自己肩上

小姑娘似乎从我的表述中获得了一种保证和信念。她停止哭泣说，“那你一定要把我爸治好啊！”。签了字之后，先静脉推了10%的药物，随后，当那一滴滴晶莹透明的阿替普酶注射液从他父亲胳膊的血管里流淌进身体的时候，我一直守在床旁，每隔几分钟检查一次病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时间从来没有这么漫长过。半小时的时候，病人瘫痪的肢体依然没有丝毫起色。我已经开始有些灰心丧气了。

“大夫，我爸这手能动了。”突然，小姑喊叫起来。果然，就在用药35分钟的时候，当我再次检查时，发现病人瘫痪肢体的肌力在迅速恢复。

“太好了，我爸的病好了！”小姑娘激动地旁若无人地宣布着她内心的喜悦。

我的内心无疑也和她一样喜悦，但是，此刻我的内心这种喜悦，其实藏着深深的担忧：当血管再通以后，有些人会因可怕的脑出血而丢掉性命，前功尽弃。

最终，病人的情况迅速好转，这个剧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十天之后，她女儿牵着父亲的手走出了医院。

从此以后，杳无音信。

时光荏苒，这十年来，患者伤医、媒体贬医、医患失和的声音屡屡不绝于耳，令人心痛心碎。每当此时，不禁会让我想起那一个奥运会开幕的傍晚，当一个瘦弱苍白的小姑娘和她的父亲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我，一名同样敬畏生命的弱小医生，用自己单薄的臂膀，挡住了迎面而来的狂风，给了患者一次支撑。我把最好的东西——希望，给了他们，从此改变了这两个人的一生。

这些年来，这样的事情在不断地重复，每重复一次，我内心对职业的崇尚就固化一次。当我走在街头，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这个世界上，太阳底下，有多少职业，可以在生死问题上帮助别人？除了宗教，只有医生。

于是，我依然微笑着，再次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你。我已不在乎你是否留意。

在忙碌之后，常常想起我的患者：你还好吗？

陕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三科主任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