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瘫女童遭至亲残杀 安乐死合法化还要我们等多久

来自澎湃新闻2018年7月30日的报道称，“针对‘南京无人认领女尸案’，南京警方7月25日通报称，被害女童由爸爸杨某响、爷爷杨某松推入河中溺亡，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女童由至亲残杀，内幕何在？

根据上面的信息源了解到，被害女童璇璇出生于2010年11月15日，一出生就发现“不正常”，后经诊断患有肺病和脑瘫，并患智力障碍。后其父母离婚，父亲原本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养护和治疗。在五六年前，孩子的奶奶将孙女带回淮安老家。此后她平时捡废品来补贴家用，儿子每月给她汇钱，让她带着孙女到医院看病。此后，家庭面临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女童的父亲每个月要还房贷1000多元，孩子治疗花1000多元。“从孩子生下来，已经花了几十万了。”但治疗无效，甚至“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女童的奶奶又被诊断为直肠癌晚期，第一次手术花掉5万多元，接下来还有做几次化疗，每次需支付4000元，这些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具有难以承受之重。

于是，用杀害女童来“甩包袱”的人伦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复盘”这一过程，给受众最大的警示点，是社会应该如何关注部分处于边缘群体的人的生存困境，并进而伸出援救之手！是如何把社会保障之网织得疏密有致，避免让那些因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甚至为摆脱困境去选择违法法的“自选动作”！

当然，犯罪就要受到惩罚，无论溺亡女童者身受何等严酷的经济压力和道德煎熬。

但社会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而只要生之为人，就会有旦夕祸福。当灾难骤然从天而降时，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应当伸出温暖之手将其搀扶一把，应该给他一副肩膀让他喘一口气。要知道，不论经济条件穷富社会地位贵贱，每个人都能无一例外地从同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而每个人看似偶然的命运，也笃定在其他人身上一一重新演过。

因此，人们在指责女童的爷爷和爸爸这种令人颤栗的犯罪行为时，最好把因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优越感彻底拿掉！

要设身处地，要推己及人，要进而由此思考这一人伦惨剧背后可能延及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带有共性的原因，更要正视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由此，笔者还进而想到了人的死之尊严和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安乐死问题。

作为在医院工作多年的人，笔者曾经常见到人们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痛苦、无助与无奈。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因患绝症入院治疗，生命临近终结的那几天，昔日举手投足间时时表现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儒雅之气的老人，竟然被癌魔折磨得斯文扫地，使探望者无不唏嘘不已。他的儿子含泪问医务人员能不能实行安乐死，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脸上泪水顺着眼角一串串滴落下来，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笔者所在的医院还经治了一个成为植物人后存活了19年的老人，老人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捱过了19年的漫长岁月。这个病例堪称为奇迹，但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是每年数万元的医疗和护理费用，以及他的亲人们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生活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情当并非个案吧？

据有关媒体披露，我国自1992年开始，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但是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涉及到医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我国学术界对其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至今我国还没有为之立法，而对于安乐死的立法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人的生与死，作为个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概括了生命的全部过程。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法律来说，既应当维护人生的权利，同时也应当维护人死的尊严；对生命个体来说，维护其死的尊严和生的权利同等重要，二者不能偏废。而在死的问题上，安乐死作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事物，体现出人类越来越关注临终关怀，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看来，通过健全法律来解决安乐死问题，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了——医生的崇高职责是为患者利益负责，当患者生不如死之时，当医生回天乏术之时，让患者安然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从而为他或她的生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无论对患者本人、家属还是社会，不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