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器械就要低价？一个医生的不服与奋斗

文/王方怡  健康界

“我希望改变一个理念。”陈纪言直言，他想改变“国产产品便宜”的大众观念。

诚然，国产医疗器械的惯有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词——质量差、价格低。这既是进口医疗器械约占国内90%市场的原因，亦是大部分有情怀的国内医生不忍面对的现状。

“经多年努力，很多国产医疗器械的质量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大众对其惯有印象仍没有改变。”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主任委员陈纪言表示，“所以，我想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让大家知道国产医疗器械在能把质量做好的同时，也可以不便宜。”

2018年6月2日，上海，健康界在一场会议结束后捉住机会专访陈纪言。但采访很快变成“争论”，而后化为担忧，进而又达成共识。

为让读者直观感受陈纪言所思所想，“医学创新评论”将近1小时的访谈内容化为受访者口述自白，细节略有调整。

医疗器械：不再以卖得便宜为荣

国产医疗器械起初因为质量不好而定价较低，定价低则难有空间提升质量。恶性循环下来，在临床上已经形成的印象是：患者想省钱就用国产的，追求质量就用进口的。同时，国家也鼓励国产医疗产品降价，以让更多患者能治得起病。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多元化社会，需求也有多元化。目前的市场需求中，处于低端的是国产产品，处于高端的是进口产品，在国产产品质量有了飞跃的今天，对于国产产品的发展很不利。在国际医疗产品市场，中国产品很难走出去，能挤进低端市场已经很不错了。显然，一味追求低价的方式值得商榷。

我自己单独或与合作者一起设计了一些创新性医疗产品，其中，一款产品比现有国际最好产品的效能还增加几倍，质量也非常好，我希望将来不但要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要占领国际高端市场，高端市场当然不可避免高端价格。我会以能设计生产全世界最好产品为荣，但不会以设计和生产廉价产品为荣。

其实价格应该交给市场。我国经常提的口号是反暴利，国际上很多国家提的口号是反垄断，内涵其实一样，因为只要不垄断就不存在暴利，但这些值得我们思考。专利是有限期的，在专利期内通过保护让发明者获得社会奖励，能够鼓励创新。但专利期过后开放竞争，这样社会可达到某种平衡。合理的价格会催生更多的创新。

我国的创新产品近几年大量增长，质量性能均可媲美甚至超越国际品牌产品，将来也要改变国人“国产产品便宜”的观念，国产产品不应是廉价的代名词。

如果有一天，我们想选择最好产品时，会选国产产品；当考虑经济实惠时，则选择进口产品。那正是我梦想的未来。

医疗价格：一味追求低价格已走进死胡同

中国医疗体系的核心问题不是贵一些或便宜一些，如果质量不好，便宜一点和容易一些有什么意义？过度扭曲的价值恰恰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医疗界的标签。这样的判断对吗？其实这是对医疗问题最大的误判，误判的结果是错误应对，头疼医脚，甚至使情况恶化。在这种误判下，30年中国医改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降价。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降价，很多项目已降低到成本价格以下，甚至远低于成本价格，但降价并未带来任何核心问题的解决。

在此背景下，医院想要活下来，只能选择薄利多销，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提高效率，不断追求患者赶快看诊、赶快住院、赶快手术、赶快出院。为什么？因为利薄，因为中国的知识不值钱，医院只能以快求活。

至于质量，只好放到次要位置上，甚至是鼓励或变相鼓励用宽之又宽的适应症去安排病人住院、检查和手术。

在美国，一个心脏超生检查要人民币7000多元，中国仅需要230元；而因为关税，同样一台心脏超声机器在中国比美国的价格贵约20%。因此，中国心脏超声检查的价格远低于成本，出路只有一条：多做。一部机器在美国每天为5-6位病人做检查，在中国则每天为50多位病人检查。中国的医疗收费绝大部分是成本价的1/20-1/30，我们大多数人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成天抱怨国内看病的贵与难，却在美国旅游时因阑尾炎手术花费人民币60多万元，而且手术是由一名医学生操刀，手术刀口超长且术后感染，但却没听说有怨言，原因是因其买了旅游保险。因此，贵与不贵的感受是由谁支付所产生，与是否合理无关。

对于医生而言，由于知识在国内不值钱，挂号费和手术费不能体现其知识价值，通过多开药、多开检查才能获得高收入，在这一体制下成长和熏陶出来的医生价值观已产生改变：严谨的判断不值钱，正确的决策不值钱，精确的手术不值钱，但开药，检查可以带来价值！这就是错误的价格导致错误的价值观。因利薄，整个医疗界仅靠在大量医疗浪费前提下才能苟活。

过去30年来，医院疲于应对各项政策调控。一个政策又一个政策不断出台，这里说不给钱，那里说拒绝支付。但我总觉得没有改到点子上，如公立医院要保持公益性的问题。现在的医院不是完整的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不能称为真正的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立医院才能完成好公益性的任务。

另外，将来还应有更多的医疗服务分层，应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的同时，满足多元化需求。

医疗质量：中国医疗体系的核心问题

如果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中国医疗最核心的问题，那么，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钟南山院士曾讲过一句很悲哀的话：中国不缺医生，但是中国严重缺乏合格的医生！ 我完全赞同这句话。由此，我想起一个很怪的现象：我们在国外从没有听过，在中国却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是：专家。在美国我从没有听到过“专家”一词，因为所有医生都是标准化培养和标准化行医行为。我在澳洲接受训练时，病人从我的外貌和口音很明显可以判断出我不是本地医生。我记得当我和一位患者谈病情说到“你的情况很严重，需要做一个开刀手术”时，他的答案令我非常惊讶。他竟然安慰我说：医生，不用担心，你安排手术就行了。他甚至没有打听要具体安排哪一位医生，他的技术如何等。这说明患者对整个医疗系统非常信赖，并没有要求“替我安排一位专家做手术吧！”，因为所有的医生都是“专家”。而这份信任是源自于所有医生都有很高的医疗水平。

国内医疗系统做不到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刚刚所讲——错误的价格导致错误的价值观，医生的价值观会被错误的价格所扭曲。大部分医生感受到，开药值钱，知识不值钱。而这个问题应该深入去思考，深入去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不去纠正这些根本的问题，还只是一味去降价，不能解决问题。

医生的核心价值在于判断和决策，判断有没有病？是什么病？决策什么样的治疗是最佳治疗？应慎重对比及深思熟虑后才可以作出最佳治疗策略的选择，可惜现实与理想距离太远，现在很多医生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弱，原因有多种，其中，好医生并没有受到鼓励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建议记者做一个调查，相信结果会令人深思。由我写一个剧本，记者背熟，找20-30个医生看病，讲同样的症状，看有怎么样的结果？我担心是五花八门的结果和建议，从没有什么大问题到需要住院和手术都有，这样的质量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这样的状况难道不会有一天落在你我的身上吗？因此我认为中国医疗没有什么问题比质量问题更重要，且牵涉到每一个人，毕竟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我有一个梦，即医学院的院长有病可以找他的任何一个学生去治，医院院长的手术可以让他管辖的任何专科医生开刀，同理卫生主管官员有病不用找专家，那将是国民的大幸。

社会价值：鼓励善 引导向善

我们一定要鼓励善的，当不去鼓励善的，恶的就会占据主流。

比如，我们要鼓励民族企业不再走低成本、污染环境的路。就拿我国的矿泉水来说。每瓶成本差不多要1块，卖也差不多1块，因为价格中没有把环保费用在内。矿泉水瓶不会降解，即便到了100年后，喝这瓶水的人已灰飞烟灭。而这瓶子扔在泥土里治污的成本又是原来价格的几十倍。我们透支了环境和资源，把责任推给了子孙后代。所以，我非常赞同每瓶矿泉水价格贵一点，更应提倡环保节约。在国外我们常看到街头饮水点，这样很环保，也经常看到白领一族自带午餐上班，外出旅行带大罐的瓶装水，瓶子是可以回收的。我们就应该鼓励这种爱护环境的行为，也应从制度设计上限制不环保行为，如不能卖那么便宜的水，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过低反而有害。卖贵一点，就能鼓励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个水壶，上班的时候带一个饭盒，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社会价值。

社会怎么走，价格是中心，过高或过低都是有害的。

在社会学上，价格本身是中性的，合理的价格起一个调节和杠杆作用；从经济学上看，难和贵是拉不到一起的：贵就不难，难就不贵。相反，价格过低会导致更严重的浪费。如我们经常在饭馆看到点了满桌子的菜却大量剩下，令人心疼。日本的食物贵且很少浪费。我们要能帮农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从农民手里收购农产品的价格，过低的食品价格还会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如糖尿病、高血压、脑中风、冠心病等。我们是不是还要拼命追求低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临床创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

再说一说科研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没有创新，我们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走。

如何创新？其实不是那么神秘，每个人都不会缺乏创新的能力，只是多少有异，也可以通过后天学习使创新能力增强。

首先要善于观察，不但要观察临床，还要观察社会，要善于观察和思考，要明白临床有哪些需求，用哪种方法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临床医生是创新的优势职业，因为目前医学还处在一个很原始、很初级的阶段，有大量的临床日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怎么提高我们发现疾病的能力?怎么才可使手术更顺利更有效？怎么才可减少并发症？怎么才可预防感染？怎么才使治疗更有效？

我们每天都面对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一闪而过，我们要善于抓住很多一闪而过的念头。因为有些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想清楚的，有些时候灵感则是一闪而过。其实，我们并不缺乏创新的念头，只是有很多时候念头一闪而过却没抓住。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念头都是好的，都值得去深入。有些时候你觉得一个念头很好，但当深入分析后就会放弃。一些怎么都放不掉的念头，就要把它细化，看看能否变为创新的手术方式或医疗产品。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研投入很大，但基本上是偏重于基础科研，将来应更偏重实用，实用创新才能转化，才能变成社会财富。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更多鼓励应用型创新。

另外，我建议取消科研成果奖。科研成果奖在二三十年前对推动科研创新有很积极的作用，现在已有相当的异化。创新是否有益，有多大益处，应交由社会或市场去检验。如果一项科研创新是有利的，社会和市场自然会给予回馈，而不需要政府来评选是不是可以拿奖。先进国家为什么没有科研成果奖，我们应该思考。

今天参加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培训学院二期毕业典礼，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要这样做。现在正是大力鼓励创新的好时候，要通过创新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财富。

国家和社会应该积极鼓励创新，鼓励创新产品多卖点钱，多交点税，发明人也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多做一点回馈社会的事情。这是健康社会的做法，而不是一味低价。

我们不用担心会不会鼓励得太多，应交由市场去决定价格。每个人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上，离开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所以，财富只是个数字，应该用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而且，一定要鼓励好的。当社会不鼓励“好”，不好就容易占据主流。

人生坚持：做对的事情 提携年轻人

我的人生原则是，坚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创新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创新激发了我的热情，开发了我的潜能，但我更多还是需要安静。在我有许多事务性工作需要忙碌的时候，产出是低的。人需要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实我现在已经过了创新的高产期、黄金期，年轻时也曾有很多创新想法，但那时候制造和材料都跟不上，也没有资金和市场。现在是创新的好时机，我虽然老了，仍应投入到创新中去，而且应制造创新氛围，给年轻人更好的创新环境，给年轻医生更多的成长和创造空间。

我是祖国30多年迅猛发展的见证者，也非常有幸参与其中。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使我感到由衷兴奋。我感恩祖国，同时希望更多回馈社会。

后记：

采访过程如前所述，先是争论，而后化为担忧，进而达成共识，一波三折。十分有益，亦十分感慨。

当天的采访从晚21：00开始，至22：30才结束，又是在一天的辛劳奔波之后临时约成，十分不易，亦十分感恩。

采访次日，笔者收到陈老师一条短信。内容如下：

“把昨天我们的争论理了一下，理出有趣的东西。

焦点：价格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日本走截然不同的路。

中国：低价，高污染，高浪费。

问题：价格无害，污染有害，资源有限。

同理也看到中国医疗的高浪费。”

良苦用心跃然而出。

“应该议一下，虽然在骗子不够用的社会，会招来一片谩骂。”

在陈老师的短信支持下，本文得以面世，亦欢迎充分讨论、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