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循证”的启示

现如今，医学有“循证（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药学有“真研（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二者皆为“舶来”之术，是在以经验医（药）学为主的传统医（药）学“旁侧”另辟蹊径，强调医疗决策（即病人的处理，治疗指南和医疗政策的制定等）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依据——所谓的科学证据——基础上作出。尽管EBW和RWS“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希冀让自己能够与“经验医（药）学”并行不悖，但这种21世纪初年才导入我国的新方法学，毕竟“水土不服”，从认知、认同、模仿应用到融通创新上还需要一个过程。

读“大师”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方法导论》始知，所谓现代“循证”的理念早在一百年前就在我国史学界被提倡，甚至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拟目”的第三讲，竟出现了“统计方法与史学”。美国的统计协会（ASA）成立于1839年，统计学的p值诞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但几乎是同期，傅斯年就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讨论应用统计学方法，足以见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之解放，革新之活跃，遗憾的是中医药的“图新”，当时未能跟上史学的步伐。

傅斯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领军人物，他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的现代史学方法论，是让中国现代考古学迅速走向国际的“路灯”和“指针”。他在讨论中国与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时的三个理念，可以说也是我们从事医学“循证”和药学“真研”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去思考的原则。“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的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同的史料。”原来，现代所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有。

更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尚不“贪天功”。他在一番考证后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了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原来，许多事情上，中华民族都是“起了个大早”，只是没有“赶上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