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统领模式急需调整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健康的理念也不断更新。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最新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身体、精神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好状态”。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需要，是个人全面发展，享受生活、学习、工作和关爱他人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决定性资源、动力和保障，也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全民健康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大约经历了50-70年才出现的公共卫生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就完整地重演了一遍，且在近些年有愈演愈烈之势。

因“吃得过多，运动过少”，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比例大幅攀升，已占到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儿童所占的比例更高，肥胖人口居全球第一位，由此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精神性疾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患病人数已居全球之首，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总人口。由于慢性病患者或慢性病前期人群数量庞大，已成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根源。2015年4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报告》显示，慢性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已占到全国死亡总人数的86.6%，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成为我国居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

我国慢性病人数“井喷”的局面使得患者看病、治病的需求与日俱增，极大地加重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然而，由于观念的落伍和体制的限制，长期以来，对于全民健康问题，政府和社会都死抱“救治”模式不放。政府主导多年的医疗改革无论从政策导向上，还是具体措施上，过分强调医疗机构在促进全民健康中的作用，弱化了民众作为健康促进的责任主体作用。政府的巨大投入和努力换回的却是无休止的社会诟病。此外，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在最初是按区划的行政级别进行设计。长期以来，由于过于强调按行政级别配置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平衡，城乡间、区域间的医疗资源差距不断加大，优质医疗资源大都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聚集，基层医疗力量逐年萎缩，小病养成大病、小病患者扎堆三甲医院的情况比比皆是，进一步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困境。

要改变目前我国全民健康所面临的窘迫局面应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就必须从民族存亡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规划全民健康促进，尽快把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心从疾病救治模式向防控模式转移，努力减少患病人数，延缓患者病程，否则“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局将永远不能破解。

全民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统领模式急需调整

慢性病攀升和蔓延造成的负担和威胁不但危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也成为全球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批准采取可以促进世界更公正、更清洁、更环保和更繁荣的一系列措施，并清晰地阐释了健康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明确全民健康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慢性病造成的全球负担和威胁是当前全球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与传染病相比，慢性病成因更加复杂，社会危害巨大，防控任务更为艰巨，对其防控和干预涉及到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农业、食品加工业、交通、通信等行业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决断。应对慢性病等挑战已不仅仅是医学或公共卫生问题，还是一个发展问题、一个政治问题，远非传统的卫生系统力所能及。只是卫生部门单打独斗，不能保护儿童不受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营销行为影响，无法说服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亦无法让工业化食品生产商减少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慢性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慢性病发病率已进入下行的拐角期，以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病死率大幅降低，主要是政府联合多个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诸如控制烟草和酒精、保障环境安全以及从事农业及食品行业改革等。

慢性病防治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机构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涉及慢性病防治的诸多机构中，既需要有行政管理机构、社会事业单位，又需要群众自治组织和商业化组织;既需要中央一层的宏观指导机构，也需要依靠基层的执行机构。慢性病的防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机构，而是向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学校、社区、家庭)延伸。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强化、各层级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慢性病防控的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