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泛血缘化”之害——由中国式婆媳关系谈到中国式医患关系

日前读到一篇谈论中国式婆媳关系的文章。这篇题为《中国式婆媳的最大问题，在于强行把彼此当母女》（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12月17日）的文章认为：“太爱把彼此当母女，简直是中国式婆媳的最大问题。”此文中还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父母子女之间，都开始在寻求相处边界。而很多人却在试图跟婆婆抹掉边界，硬要让两个人刻意亲近，以强行营造‘亲如母女’的效果，不出问题才怪！”真真是一针见血！

由此联想到时下令医患双方都十分纠结的医患关系，竟获得很多启示——看来“泛血缘化”是造成这两种关系不和谐的病根之一，就许多医院来说，不是太喜欢要求员工“待病人如亲人”了吗？

看来首先得回归常识。

何谓医生？他们是掌握医药卫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运用这种知识和技能从事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专业人员。何谓患者？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患者是指身心患有疾病，需要得到诊治的人。这些都属于常识性问题，但我们只有从这一常识出发，才能为双方的正常和良性互动建立一个必备的前提。作为医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心无旁骛地为患者解除病痛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患者，当你走进医院和面对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定位，尽最大努力配合医生对你进行的诊治。俗话说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医生通过提供诊疗服务根据相关规定收取费用是天经地义之事，患者因诊治自身所患疾病，付出相应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也属理所当然。至于人们常说的医患是命运共同体，其真正含义在于面对疾病的侵袭，双方的关系类似一个战壕的战友，因为双方都要共同承受与疾病斗争的胜败所带来的后果——对患者来说，是健康乃至生命；对医生来说，则是社会声誉的毁誉和经济收益方面的影响。医患双方的这一特点，与双方的社会身份完全是两码事，万不可混为一谈的。

其次是要谨守分际。

在回归常识，回归医患各自的社会身份的前提下，继而需要的，就是双方根据其社会身份在互动中谨守分际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不等同于母女关系，不论双方相互接近的愿望多么强烈；中国的医患关系也不同于以血缘维系的亲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论你把“待病人如亲人”这句话喊上一千遍还是一万遍。须知患者就是患者，将医患关系“泛血缘化”，事实上是一种变相进行自我道德绑架和自设陷阱的不明智行为——须知期望值和满意度是呈反比的，在医疗效果方面是如此，在医患之间的情感互动方面亦是如此。一语不合，患者一句：“你把我当亲人了吗”？不把你噎个半死才怪。当然，为医之道贵在精诚，贵在悲悯情怀，这也是医界值得珍视的优良传统，与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亲人没半点关系。如果继续深究，我们还可以发现，“待病人如亲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倒退：作为恪守医德的医生，一旦面对患者，其与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也好，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也罢，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所具有的，应该是对患者病痛的感同身受；他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亟需通过自己付出精力去为其解除疾病折磨的生命！

当然，就时下医患关系本身形成的问题来看，“泛血缘化”并非其病根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值得警惕的错误观念。

其一是将医患关系不够理想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倾向。这种观点认为，凡公立医院就理应保持公益性，但是现在许多医院在提供诊治服务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公益性，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倾向。从这种逻辑出发，医患关系不理想的责任就被归结到医院方面去了，事实上这完全模糊了事情的本质。须知公益性是被一系列政策杠杆撬动的结果，焉能把板子全打在医院和医生的屁股上？

其二是上述思想倾向的一种延伸性思维，即认为医院和医生的逐利行为，其根源在于将“市场之手”引入医疗领域，从而导致了医院和医生医疗服务行为的扭曲。这一观点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医改所谓的“过渡市场化”指责。事实上对目前医患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许多因素，皆因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滞后于其它领域的改革所造成。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医改的顶层设计，进一步解放医疗生产力，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的供需配置，才能为优化医患关系建立最牢固的基础。

细细想来，作为农耕民族的精神遗产之一，“泛血缘化”至今仍有极强的社会辐射力。它所影响的，又何止于家庭领域的婆媳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