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谭先杰：协和实习结束前的打工经历

毕业季，分享二十多年前的这段经历。不值得炫耀，但有这段经历后，我更能理解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任何时候，我都会避免去伤害那些需要帮助的、同样有自尊的心……

1993年春天，确定能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不久，我的生活又开始窘迫。

一年前的春天，得知能到协和实习后的下一个周日，我趴在川西邛崃县小南河河滩的一棵倒下的枯树上，一口气写了十多封信，向曾经多次借过钱的亲戚、老师、同学和朋友“最后一次”开口，终于筹措到了到协和实习的费用。

不幸的是，这笔钱比原计划提前用完，剩下的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着落。雪上加霜的是，过段时间还要回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参加毕业活动，花销应该不小。

于是，我决定在实习的同时，上街打工挣钱！

也许由于平时用脑较多，说到打工，我想到的都是体力活儿。

我首先来到离医院走路只需要十多分钟的北京火车站。

货运处的管事人听我说明来意后，居高临下看了我一眼，长长地吐了一口烟，说：“这活儿太累，不合适你！”。我辩解说我背两三百斤都没有问题，但他还是“残忍地拒绝”了我，建议我去洗车的地方看看。

于是，我来到崇文门路口东北角的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后来被对面那家以眼科闻名的医院收购，辟为东院区。

那时北京没有多少车，基本上没有正规洗车场，最多见的是人拎着水桶在路边擦车。前几年城乡结合部还能见到这种原始的洗车方式，搞得地上都是脏水，结冰后导致行人跌伤，电视台曾多次曝光过这种不文明行为。

然而，在北海公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的1993年春天，我的思想觉悟和法律意识并不高，我渴望被吸纳入这一组织。

我看到酒店停车场的北头有一个人拎着水在擦车。我走过去和这个看起来比我还小很多的少年聊天。我问他水从哪里来，他说从酒店的厕所里。我说我也想洗车，问他能不能加入。他回答说他管不了，说这一片儿都归一个叫黑哥的人管，黑哥每天下午来一趟，收完钱就走人。

我问他洗一辆车收多少钱，他说2块。我又问他能得多少，他说2角。

我觉得黑哥这称呼跟黑社会似的，剥削也太厉害，我就不敢也不想去找了。而且看到少年那皲裂的手，我果断放弃了。因为实习时我要跟着老师上手术，要刷手消毒，如果手上有伤口就不能上手术了，否则可能引起病人感染。

虽然擦车计划泡了汤，但我得到了宾馆可能需要临时工的信息。随后几天，我走遍了医院附近的所有大饭店：和平宾馆、北京饭店、台湾饭店（推倒重建后称华尔道夫）……

我希望能在厨房或者洗衣房找点儿事干。难过的是，都无功而返。几乎绝望的时候，我终于在建国门附近的海关总署找到了一份工作！

海关总署的停车场需要一名临时工，每天下午2点来停车场，接替看门的大爷，负责登记车牌和抬杆放行，6点后离开，报酬2元，当天支付。

这份工作然我欣喜了整整一个晚上。然而，挣到了6块钱后，我忍痛中止了“合同”。那时我已经确定留在妇产科而且正在妇产科实习，不幸被一位姓马的总医师盯上，他每天都排我上台拉钩，让我很难在下午一点之前从医院溜掉。

其实上手术也有好处---可以得到一张误餐卷。那个时候，误餐卷对我是一笔财富，对无意之中克扣实习医生误餐卷的老总，我愤怒几乎得要以“贪污罪”告发。这也让我工作以后有个原则：忘带饭卡的时候，谁的饭都可以蹭，但绝不蹭学生的。因为，他们当中或许有和我当年一样窘迫的人。

欣慰的是，尽管马领导让我没有机会上街打工，但从来不克扣误餐卷，还开玩笑说我在长身体，偶尔会多塞给一张。

干得最长的一次工作是在医院对面的餐馆洗碗。

那时东单北大街上新开张了一家“公子快餐店”的饭馆，我从报纸上看到招聘广告（有图，后补）后，剪下来拿着去应聘。有了前几次说自己是大学生反而被人诘问的经验，我没有说我是学生，更没有提对面的医院。

我如愿地得到了一份收盘子和刷碗的工作。时间挺好，每天下午6点到8点。由于快餐店就在医院东门对面，我担心被老师和同学认出来，每天我一进饭馆与厨师打个照面后，马上戴上从帽子和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很像回事儿。

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的夸奖赏，但十多天后我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并不是因为累，而是饭馆离医院太近，容易暴露。期间我多次见到某个带我的老师（不点名，因为现在是知名专家了）带着熟悉或不熟悉的女孩子来吃饭。他们很轻松地说说笑笑，我却非常紧张。

更重要的，以这样的挣钱进度，挣生活费都难，更不用说挣毕业的花销！

我决定终止打工，再次借钱。

由于在一年前那次集中向老家人借款的行动中，我已经使用了“最后一次”这个词，我决定在北京，向没有借过钱的人开口。

一位是我在肾内科实习时管过的病人，中学老师，姓李。李老师的丈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姓成。李老师住院期间我管得很细，他们很欣赏我，出院时给我留了纸条，说如果需要帮忙可以找他们。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他们的家，房子很小。听我磕磕巴巴说明来意后，成老师说，李老师生病提前退休，女儿在美国念书，家里也不宽裕。但是他说既然我找到了他们，自然是要支持的！他借给我200元，强调不必着急还，等手头松了再说。

另一位是我老乡，就是高中毕业时和我一起乘车，客车起火被烧卷了头发的陈同学。陈同学读的是工科院校，学制比我短两年，毕业后分到了北京某研究院当科研人员，刚刚工作不久，还和一个老乡谈着恋爱，应该并不富裕。尽管如此，陈同学还是很爽快地借了我200元钱，他也“荣幸地”成为我大学期间的最后一个债主。

有了这两大笔借款钱后，我再也不用去打工了，回成都参加毕业活动的路费、聚餐费、买小礼品等，应该够了。

十多年后，岳父的外甥女从广东梅州到北京上学，她毕业时我执意给她500块钱。2009年我去深圳开会的时候，她特意请假给我当导游，带我登上了领导人南巡时登过的那座山……

毕业季，分享这段求职和打工经历，并不是为了炫耀。在崇尚“高帅富”的年代，痛说家史早已过时。但是我想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更理解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任何时候，我都会避免伤害那颗需要帮助的、但同样有自尊的心……

我还以为，人没有些经历或者苦难是很难成熟的。正如2006年我经管过的那位天后明星，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出生缺陷，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公益行动---她是我尊重的为数不多的娱乐圈人士。

最后，摘录美国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他儿子初中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作为结尾：

“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希望你被不公正地对待过，唯有如此，你才真正懂得公正的价值；我希望你遭受背叛，唯有如此，你才领悟到忠诚之重要；我会祝福你时常感到孤独，唯有如此，你才不会把良朋益友视为人生中的理所当然；我祝福你人生旅途中时常运气不佳，唯有如此，你才意识到概率和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进而理解你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命中注定，而别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我祝福你遭受切肤之痛，唯有如此，才能让你感同身受，从而对别人有同情的理解。”

共勉！

（2017年7月14日整理于重庆悦来国际会展中心温德姆酒店）

老师郎景和院士说：书写是一种对自己真实体验和庄重仪式。在高铁票售罄，回不去老家的夏夜，整理这些文字，与自己对话，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