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史怀哲 一位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文有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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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谈论生命的珍贵，医学的神奇，医者的奉献的话题时，一个人的名字会立刻闪现出来，那就是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一些书中译成施韦泽）。

他是一位德国人，他的平凡而神圣的业绩是在非洲丛林里行医凡六十年，以他的普爱、悲悯之心救助了许许多多罹病的人，同时，以他心灵和行为的崇高与纯粹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为表彰他对事业与道德的献身，1953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在西方，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多达50余种传记，在中国，只有一本《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的小册子记述了他的生平。另有一本他的文集《敬畏生命》，都很薄，很朴素。

论家世与交往，史怀哲的身上满是故事，他是著名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堂叔，他曾为战后联邦德国总统豪斯证婚，他与文坛大师罗曼•罗兰、茨威格及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因为早年的友谊而成为终生的挚友。

他本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才，25岁时就获得哲学、神学两个博士头衔，他一生中共获得过9个博士学位，其中包括著名的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管风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作巡回演出。

▲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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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位绅士、学者，1905年，已经30岁的史怀哲突然决定放弃所有的地位，将奔赴非洲丛林去当一名乡村医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转而习医，38岁时学成。这一年（1913年），他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携新婚的妻子海伦娜去了法国殖民地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Lambarene ，今加蓬共和国境内），创办了一所丛林诊所。

也许，许多人会将史怀哲的人生“转身”视为唐•吉珂德式的献身，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诓言。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使用不加界定的“利他主义”来解释。因为他从下决心到起程去非洲，前后经历了8年。8年中，不仅亲友师长做出各种猜测与解释，他自己也时常叩问内心，为什么要毅然选择去非洲工作、生活？

是上帝的召唤吗？他断然否定，尽管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决定完全出自理性的思考。他甚至曾风趣地讪笑那些以“上帝的召唤”来解释他做出选择的教士们，说“他们的听力比我好”。

那么，是出于对苦难的悲悯和同情吗？也不完全是。在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之前，他从未去过非洲。而且，在史怀哲看来，仅仅出于同情不足以表达他对于某种源于伦理学追求的理解与渴求，他认为同情心是直觉的，浅层次的，或然的，有限的，而且是主观的。

但伦理诉求是思想的，深层次的，必然的，无限的，天赋的。它蕴涵着“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深思熟虑，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和清醒的理智的组合，追求神秘的浪漫主义和冷静地思考一切的组合。”它不是对世俗生活中幸福感的压抑和扼杀，相反，它是幸福感表达和释放的另一种方式。

从文明类型与冲突的永恒张力角度看，史怀哲似乎已从平静的世俗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欧洲文明的内衰趋势，这一点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反映了他心灵的特有敏感，他能从自身的健康，幸福，成就感和社会的安定和谐之中找到反思幸福与生命意义的钥匙。

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认为：史怀哲的决定与其说是怪僻的，毋宁说是高度象征意义的，这种象征意义的表达就在于他离开欧洲城市，奔赴非洲丛林。

难道缺少历史阐释和淳朴的非洲比由历史学说填满的精致的欧洲更能抚慰他的心灵？爱因斯坦似乎认同这一点，他认为：非洲的事业对于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智的文化传统来说是一种逃匿和摆脱，而面对这种选择的机会，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但史怀哲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具有认识悲观主义与伦理乐观主义的双重特征，他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个行动的人。

▲ 史怀哲在非洲丛林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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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哲设在非洲丛林里的小诊所，后来发展成一家小医院，他不仅给那里缺医少药的村民送去了现代医疗服务，而且进行着一系列热带医学的医疗探索与卫生制度建构，既包括现代医学知识与技术在非洲的本土化普及，跨文化的制度（医疗制度，医院制度）建设，也涉及适宜技术与全科医学背景下特色服务机制的形成，初级保健组织与急诊的快速高效处置，地方病（非洲昏睡病，麻风病等）疗效的提升。

但史怀哲的医学贡献被他道德上的光芒所遮蔽了，在许多人眼里，史怀哲医生除了道德上的献身之外，没有什么医学上的贡献，虽然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捧回的是和平奖。此外，他一生中接受过数十次重大奖励，而只是在77岁那年获得过一次医学领域的奖章（不太出名的帕拉克尔劳斯奖章）。

看来，我们的社会公共的价值标准无法认同像史怀哲这样穿越技术创新与道德净化，科学与人文，功利与纯粹的复合型贡献。我们的医学评价机器更成问题，它只承认技术巅峰上的创造，而无视适宜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卫生制度的创新，无视人性的光芒。

因此，主流医学与医学史不接纳，也不理睬史怀哲，医学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出他的名字和文章，相反，一些新锐的医学家还不时地批评史怀哲思想保守，不重视时新的医学成果，他的医院一点都不现代化，看上去像一个非洲小村庄，除了手术室、检验室，病房里甚至没有电器。

但亲历其间，会发现它的规划十分合理，分区布局，服务流程都十分的人性化、本土化，他的“保守”与“固执”使得他的丛林医院在高度技术化与高度组织化的医学时代里保持了对病人个体的尊重与人性的温情，以及在适宜技术处置下，低支付条件下的一流疗效。

诚然，史怀哲不仅是一位技术上高明的医者，而且是一位伦理生活丰富的现代医圣。对生命伦理的建设，他既是身体力行者，又有理论创新者。

▲ 史怀哲与非洲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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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的一天，史怀哲乘船沿着奥戈维河逆流而上，去救助一位急症病人，正当他十分疲倦且沮丧时，一个新的词汇蓦然从脑海中闪现，那就是“敬畏生命”。

事后，他这样写道：“这是我从未听过或读过的新词，我立刻意识到，它带来一个能解决一直折磨我的问题的解答。过去那套只关心我们与其他人关系的价值系统是不完全的，所以会缺乏向善的原动力，只有立足于‘敬畏生命’这一观点，我们才能倾其所爱，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建立一种灵性的、人性的关系。”在敬畏生命的伦理思考与实践中，史怀哲终于找到了他的道德彼岸。

在史怀哲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探索生命意义，包括疾病的意义，仅有科学、技术的知识与实践无法抵达智慧的高度，无法进入纯粹的疆域。

他的朋友，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爱因斯坦说得更直白：“仅凭知识与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在一些人看来，以敬畏生命为道德底线与原动力的伦理学主张生命的神圣毋容质疑，却未曾给予缜密的逻辑论证，而是把它推给生命的体验，由体验去悟达道德的清醇世界。

在史怀哲的演讲与著述中，喜欢作一些箴言式的表述，“维护生命，珍惜生命是善的，毁灭生命或妨碍生命是恶的”，似乎世道人心里有一种永恒的道德冲动在澎湃，有如理想国里的“永动机”，史怀哲给它配装了一个哲学“引擎”，那就是“生命意志”。

什么是“生命意志”？史怀哲的解释为“自我的意欲生活的生命”。

在它看来，所有伦理学的缺陷在于它们拘泥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伦理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人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遇到的所有生命的态度问题。

所谓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敬畏的本义是敬重与畏惧，它包含着人对某种伟大而神秘的力量所产生的那种崇敬和谦卑感。

敬畏生命的前提是要对生命保持敏锐的感受性，是经常地体验、同情其他生命个体。正是通过对其他生命的同情与关切，人把自己对世界的自然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从而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也就是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能够引导我们享受一种纯粹的伦理生活。

▲ 史怀哲的纪念碑在沃加沃加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