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有了这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另外一个例子：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比较近的电影《色戒》为何王佳芝在最危急关头救了特务头子？我们无论从原著还是在无删节电影版本都能够看得到这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影子。原本本义愤填膺，在受到折磨和“关爱中”突然间的转化，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解救本应该需要刺杀的人！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如之前曾经说过的“字母圈”当中一些现象。而这背后人们的心理为何如此？为何在遭受了虐待还会对曾经虐待他们的人拥护，甚至感恩戴德？这些都值得心理专业人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