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钟南山院士就政府财政投入的“放炮”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向来以勇于担当，敢于直言而著称。他的许多见解更是不乏真知灼见。在今年两会期间，他的“放炮”又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他要求政府对公立医院加大投入的主张，还得到有些评论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据有关媒体报道，钟南山院士在两会的发言中主张“政府起码要承担公立医院三成费用”。照理说，公立医院既然姓“公”而不姓“私”，理应承担医院的运营费用，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梳理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财政投入公立医院的资金是不是同样来自纳税人的腰包？中国民间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思维误区，那就是把“公家”和个人划分得很清很清。反映到消费行为上，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凡是“公家的钱”是能多花就多花，“不花白不花”；凡是自己的钱呢？则做法就截然相反了，能省就省，“省下一分是一分”。即使钟院士这种极其睿智之人，不也说“考虑到目前中国国情，大医院医生的收入基本是合理的，但是这个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吗？可见在他的潜意识中，是不是有可能将来自政府的钱与来自患者的钱看成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了？话题再扯到公立医院补偿问题上，为什么改革前公立医院“独家办”、“大锅饭”的现象总是和效率不够理想如影随形？其原因盖在于此。总之政府不是印钞厂就是了，总之来自财政盘子里的每一两银子，都是来自包括患者在内的纳税人的腰包就是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左兜和右兜的关系——左兜右兜都是自己的兜，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因此关键是考量投入与产出问题，笼统地强调政府财政投入要达到百分之多少，实在没多少实际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对公立医院实行财政投入，是用来购买服务还是“养人头”？如果是后者，政府通过税收渠道，从纳税人那里将钱集中起来，然后再按照所谓的百分比投入到公立医院，医院会不会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摊大分母？这种政府直投方式经过“富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化运作，会催生多少设租寻租空间?会给医院“跑部钱进”或“跑局前进”增加多少内在活力?事实上，在医疗市场逐步健全的社会大环境下，不仅一般的医疗服务，即使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应对突发性卫生事件等，也同样需要纳入到购买服务的思路中去，实行动态化管理，而不是机械地根据支出来划定财政拨款比例。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加大对医院财政投入的比例和医生的收入是否成正比，换句话说，是不是政府投入比例增加了，医生的收入就会同步增长？以笔者之愚见，还真不好笼统地进行肯定。为什么？就因为政府这种撒胡椒面式的投入，不知道要经过多个环节和“工序”，经过多少“跑冒滴漏”和“海绵吸水”般的吸纳，才能最终落到医生的腰包里去？由此，笔者不禁想起医改以来，曾经有一种让政府像养军队一样将医生养起来的主张。针对这一主张，当时就有专家在反驳时出言犀利——将医生“养起来”看似对医生的尊重，事实上则是极大的不尊重，中国的医生不需要被养起来，他们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和志气自己养活自己！对此观点，笔者至今仍深以为然。

第四个问题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在体制和机制上“动刀子”，还是加大财政投入？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就简单了，不就是一个医院支出测算和财政拨款数额的确定吗？这样一来，医改被聚焦和简化为财政拨款问题，医改不就“一马平川”了，还哪有什么“深水区”要蹚？医改还算什么“世界性难题”？但回顾共和国的改革历程，有那一项是靠政府扮演“撒财童子”，用“砸银子”来铺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村改革，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质言之，靠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更不能将其归结到改革的名义之下。窃以为，中国的医改，关键是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在厘清政府和医院之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为其注入活力。

钟南山院士说：“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就是政府要有很好的承担”，这话说的很对。但这种“承担”，首先当是根据改革逻辑，提供尽量充足的政策资源来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其次是切实落实监管责任，另外要搞好相关服务。至于政府对公立医院财政投入的比例，以及投入的方式和渠道问题，固然也很重要，但与前者毕竟不在同一个“频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