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庆节

1969年，国庆20周年。

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为了庆祝建国2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举行庆祝大典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的程序是：天安门广场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由群众和中小学生组成背景群，在统一信号指挥下，通过翻转手中的折叠“纸花”，改变“纸花”的颜色，从而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不同的背景图案和标语、口号，简称“组字”。同时，群众游行队伍通过长安街。游行结束后，广场的“背景群众”走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能够见毛主席，这是当年所有人最奢侈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报名参加了中学的“组字”训练。每天课后，我和同学们聚集在学校教学楼后面不大的操场上，在信号旗的指挥下，练习翻“纸花”，一遍又一遍。同时，我们还要练习正步走。几十个同学排成一个平面，在老师的口令指挥下，正步行进。

20周年大庆那天，游行结束，我们走向金水桥畔。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一会，仿佛见到一行人从天安门城楼中间向西拐角走来，仿佛见到毛主席在向我们挥手，仿佛……。不知哪位同学高喊：“我看见毛主席了！”大家，包括我，都异口同声的说：“见到毛主席了！见到毛主席了！”由于距离很远，说实在的，只能看见天安门城楼上人影在晃动，看不清人的面孔，真的不知道毛主席站在哪儿？但是，我坚信，我见到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见过毛主席！这个故事我对自己讲了几十年。

1969年的国庆节，我在混沌和幻想中度过。

1971年，国庆22周年。

这年，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举行游行。我当时在38军当兵。我们部队接受参加国庆游行任务。

参加游行阅兵的战友们进京，住在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宿舍，利用学院的操场进行训练。骄阳将光和热无情的洒在战友们身上，燥热难耐。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训练再苦，为的是国庆节那天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检阅。

天气实在太热了。上级批准，同意战士们把军裤裤腿剪短至膝关节以上，把长裤改成了短裤。这个决定在“文革”年月可谓石破天惊。当时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封建思想，无论男女，在公共场合会把自己身体包的严严实实。军人裸露出大腿，大家想到的是舞台“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穿的就是同款短裤，总觉得怪怪的。

正当战友们挥汗如雨，认真训练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训练停止，返回清风店营房。

“9.13”之夜，紧急集合的哨音想起。与平时训练不同，不仅战士们打起背包，列队集合，同时，汽车、重型装备、弹药、柴米油盐等都“辎重”都整齐排列在操场上。这在平时紧急集合训练是没有的。

此时的营房，弥漫着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许问，不敢问，也没处问。

国庆节到了，北京取消了天安门游行和各大公园的庆祝活动，营房冷冷清清。各连队照例杀猪，包饺子，改善伙食，但不允许离开营房一步。

许多年后才明白，震惊中外的“9.13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毛主席的身体受到伤害，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中国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悄悄地发生了惊天之变。

1971年的国庆节，我在紧张和疑惑中度过。

1984年，国庆35周年。

1984年是我医学院毕业到首钢医院工作的第一年。七月的一天，外科支部书记通知，要我参加国庆35周年群众方队的游行。

说实在的，当时很不情愿。刚到医院不久，业务还不熟悉，既然组织决定了，也只能服从。

在其后的两个月中，我和同事们利用部分时间搞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齐步走和正步走。

国庆节临近了，北京市在西郊机场跑道上组织群众游行方队合练。记得首钢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套印有“SG”字样的工作服。看见其他单位参加游行人员穿着整齐划一的西装，打着领带（那时穿西装、打领带是最时髦的装束哦），而我们穿的是工作服，大家心理有些不服气，但合练的时候，我们展现出的气势绝对是最棒的！

游行结束后得知，就在这天，国庆节群众游行方队中，北京大学的同学突然展开了一条“小平您好”的标语，成为新中国国庆庆典的历史记忆，表达了人民对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拥护之情。

1984年的国庆节，我在激动和兴奋中度过。

1999年，国庆50周年。

朋友送我一张国庆节观礼票，高兴！

国庆节大清早，我兴致勃勃来到天安门广场。无数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次格外骄傲，我在许多人羡慕的目光下走进天安门广场。

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位于人民大会堂东门长安街南侧，铺着红地毯。因为国庆日前天晚上北京下雨，地毯有些潮湿。

庆祝活动时间未到，广场空无一人，显得十分安静。环卫工人清扫着广场的积水，为阅兵和游行做最后的准备。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和南长街路口停着装甲车，为阅兵做后勤保障。我用相机拍下这些难得的镜头。

阅兵开始了！迎面走来的是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八一”军旗。自己14岁当兵，对军旗，对人民解放军有着特殊情感。能如此近距离贴近神圣的军旗，即使多年后，还是久久不能忘怀。

1999年的国庆节，我在骄傲和自豪中度过。

2009年，国庆60周年。
祖国6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照例要进行阅兵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正式实施前，北京市组织了数次预演，我有机会观摩了广场晚会的彩排，地点：天安门东观礼台。

那天晚上，从宣武门开始戒严。我从西单走到南长街路口，被告之，必须绕道南长街，进中山公园西门，穿过中山公园、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南池子大街，绕到天安门东观礼台。活动结束后，原路返回。那天晚上，我走了近20公里。

第二天，直至三周以后，我双足跟骨部位疼痛剧烈，影响了正常行走。

当了多年骨科医生，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查了文献，明白足跟骨部位疼痛常见原因。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分析足跟部疼痛病因和防治方法。最近，我又整理了这篇文章，贴在网上，题目是：跟骨骨刺，这是什么鬼？

由于是建国60周年大庆，医院要求各科室主任在医院值班。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站在医院阳台上，远眺东方，20公里外的天际被五光十色的焰火和礼花照亮。我用相机拍下这壮美的国庆之夜。在电脑上回放发现，竟然拍到了“笑脸焰火”。天空中，礼花绽放成一个个“笑脸”，向为祖国发展做出努力的人们致敬，当然也包括我。

2009年的国庆节，我在足痛和快乐中度过。

2016年，国庆67周年。

今年的国庆节，我选择在家陪爸爸妈妈，和他们说说话，推他们下楼晒晒太阳。

爸爸妈妈都是学医的，对我的工作和学习永远都是理解、支持和鼓励。几十年来，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对我说：“我们没事，你好好照顾你的病人。”

今年国庆节，轮到我照顾他们了。

爸爸是病理生理学家。我毕业后的一天，他对我说：“当医生必须学会使用文献，利用图书馆，我带你看看吧。”于是，我俩穿着同样的白大衣，钻进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的书库。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数据库，没有电子检索，只能通过“关键词”倒查文献原文和摘要。记得爸爸抽出一本JBJS《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合订本，教我怎样利用“关键词”检索需要的文献，告诉我使用“关键词”的技巧，注意事项等，让我受益匪浅。

前几天，我还问过爸爸：“还记得咱俩在图书馆查文献，搞得灰头土脸？”

“怎么不记得”，爸爸停顿一下：“我先到，那天你晚了。”

在爸爸的指导下，我本科毕业的当年，完成了第一篇文献综述《骨膜移植治疗骨折不愈合》，发表于《北京医学》杂志。

正是爸爸妈妈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繁琐、辛苦的从医之路上矢志不移，坚持至今。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父子在图书馆书库里度过的难忘时光，幸福时光。

今天，爸爸妈妈早已离开医学研究和临床岗位，颐养天年。90高龄的爸爸仍然保持对新事物接受和关注，学习使用电脑浏览网页，收发电子邮件。现在又学会了玩微信，乐此不疲，以至于爸爸对着手机刷朋友圈，成了我家“新常态”。

20多年来，我在专业工作之余，写作和发表了一些散文、游记和科普作品。国庆节前夕，成为北京写作学会会员，“脚踩两只船”——治病救人和文学写作。2016年的国庆节，我坐在父母身旁，敲打键盘，写“我与国庆节”的“作文”。不经意抬头看看年迈的爸爸妈妈，心中充满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