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为何越来越贵？

“成本病”顾名思义，是指经济行为或活动饱受高昂成本影响的现象，这里的成本主要是指那些无法降低的劳动力投入成本。

为了便于解释，鲍莫尔把经济部门分成两个：一是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进步部门”；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滞后部门”。并提出两个假设：（1）假设第一部门生产汽车，第二部门是莫扎特的四重奏演出。前者存在技术进步，每小时劳动产出以4%的年均速度增长，而后者生产率不变；（2）两部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按照古典经济学观点，实际工资增长总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改变相联系。如果汽车工业部门的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那么其对成本的影响正好可以被抵消（总成本和总产出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单位劳动成本（总劳动成本与总产出之比）保持不变，且这个过程可以不断持续下去。但对于演出部门来说，如果弦乐器演奏者的工资每年也以4%的速度增加，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其产出所需的直接单位人工成本必定也以4%的速度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演出成本将持续上涨。

由于设定两部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二者需要保持一致的工资增长速度。而相对于汽车部门，只要演出部门表演者的工资不断上涨，现场表演艺术的成本就会不断累积、持续性地上升。且表演部门成本增长的速度直接取决于汽车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速度。

问题是，为什么滞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或增长过慢，且表现出长期持续性趋势？在鲍莫尔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滞后部门产品或服务非标准化。

不同于工业部门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产品可以在装备流水线上生产），滞后部门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难以标准化，或标准化程度有限。如，由于人体各异，医生通常必须亲自检查每个患者，以确定哪里出了毛病；同时必须综合判断，方能找出合适的治疗手段。

其次，滞后部门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很难减少所需的劳动力投入。

这主要是因为在此类行业中，产品的服务质量或多或少与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有关。如一个医生对患者进行30分钟的病情询问和检查与10分钟相比是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的。而在现场表演艺术行业，完成一首四重奏所需的艺术家数量是固定的，很难因时间改变，也不会由于艺术家的技术提高而减少。

最后，在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衡量的是一个平均数，总有一些部门的生产率是相对滞后的

（在平均数之下），只不过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了那些很难完全被自动化替代或从大量的人力投入中解放出来的服务部门。

由上文可知，像家庭厨师、仆人、园丁等可以轻易被工业品替代劳动投入的个人服务行业，在“成本病”的作用下已经逐渐消失。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很快发生在医疗、教育等行业中。由于需求的刚性，二战以来，医疗费用和大学学费的爆炸式上涨并没有令发达国家的消费停滞，反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出现了消费的释放。其结果是，医疗服务成本快速上升，成本增长速度远高于通货膨胀率，且持续了半个世纪并未停止。按照鲍莫尔成本病的定义，医疗服务行业正遭受着成本病的困扰。

然而，普遍的观点认为，医疗服务成本的快速上升，并不一定是成本病导致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医学进步释放更多治疗需求、供给诱导需求、高医疗诉讼费用等都有可能是其因素。

对此鲍莫尔认为，以上因素对医疗服务成本上升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解释这种上升的长期性和持续性。例如，关于医疗诉讼因素，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没有证据表明医疗诉讼赔偿额度在医疗服务成本上升期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实际上，美国自2002年之后，医疗诉讼的案例就已逐年下降，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和其他相关支出的总成本也一直在下降。又如，关于医生作为患者代理人的供给诱导需求因素，医生的道德并不比其他行业人员更高尚，但市场竞争、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都会起到自己的作用，简单把成本的上升归咎于医生的贪婪和乱收费具有极大的误导性。

因苦于医疗服务成本的快速增长，由政府向民众提供医疗保障的要求和实践一直存在。然而作者认为这不是一个有前景的安排。

在政府提供医疗的情形下，如果未来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不低于其他农业或工业产品的话，医疗服务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则医疗服务的支出将出现巨大的增长。而为了维持医疗服务的标准，必须不断提高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否则，要么带来私人筹资的增加、要么带来服务质量的下降。实际上，财政预算支出的速度由于受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波动较大，一般来说远远低于医疗服务成本增长的速度。持续提高医疗方面的预算对财政可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目前的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成本病的问题。医疗服务的投入甚至成为民主国家政治候选人赢取民心、获得政治选票的砝码。鲍莫尔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能向民众解释清楚，政府为应对成本病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是失败的。

而已往的经验表明，即使没有政府干预，民众也能负担得起。这是因为，生产率的增长确保了人们工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从而使得人们能够购买得起这些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来说较为便宜，需求能得到释放和扩张。

政府要做的是保障贫困人群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对于富裕或中等收入家庭的人们来说，随着医疗服务成本的上升，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购买不同商品的分配比例来实现。具体来说，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人们购买的不同消费组合就好比购买了一辆包括座椅、轮胎、方向盘等在内的汽车。想象一下，方向盘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由于其他组件成本的下降，一辆配置了方向盘的汽车价格每年并不会以较高的价格在增长。当方向盘的价格占到汽车总价格的65%时，人们依然能负担得起。

尽管医疗服务成本未来将长期、持续性地上升，但“成本病”不能成为医疗服务成

本失控的借口。我们没有办法降低其成本上升的速度，并不意味着成本的水平无法降低。国际经验表明，总有一些国家有着相对其他国家更低的医疗服务成本。医疗卫生系统也一定存在节约成本的可能。鲍莫尔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医疗服务提供的中间投入品，提高生产率。

医疗服务行业生产率滞后，并不代表它没有间接参与技术进步的可能。如，纽约州Vassar Brothers医疗中心通过利用条形码技术管理药品、引入无限宽带系统方便医技人员及时沟通，以及利用射频识别技术实时跟踪医疗设备，每年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的运营成本，仅后两项每年就可以分别为医院节约99.5万美元和130万美元。

新技术的出现已经大大降低了遗传测序成本，通过建立患者基因风险库，识别出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可能。

二是，准确评估不同方案或方法的治疗效果。

医学技术的爆炸式进步提高了医生诊断能力，同时也给医疗提供了更多新的治疗方案。然而，这些新医疗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不总能得到准确的评估，可能导致了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增加患者风险。如，研究表明，医疗设备上市前的测试不足是导致医疗支出上升的因素。而临床药品实验中经常选择安慰剂作为对照组，而不选择正在使用的药物，实际上对准确评估新药的疗效有很大的干扰性。

三是，能用药物解决的不要选择昂贵的手术治疗。

目前搭桥手术和血管成形手术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一贯方法。实际上，这些新医疗方法和技术的使用在提高了治疗成本的同时却没有带来相应效益的增加。研究表明，1980-2000年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和南美洲国家冠心病死亡率的下降至少大部分归因于阿斯匹林、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以及他汀类药物的使用。

四是，改革医疗教育体制，提倡预防医学的作用。

当前重专科、轻全科的教育体制间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成本。在没有全科医生的情况下，患者通常要看4-5个专科医生，由于每个医生之间都是独立的，往往导致医疗服务的不连续，产生重复的或过高的医疗成本。

五是，改革医疗保险制度。

当前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鼓励医生主动为患者节约医疗服务成本的激励机制。传统观点认为，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三分之二的诊断能够简单地从患者的病情史和做一个全面的体格检查中推断出来，相比于高科技的检查程序，这一过程可能更为精确且更具有成本效益。但这种服务相对比较耗时，并不被医疗保险所覆盖。

作者：朱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