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激化的5大痛点！

7月23日，西安一家新闻媒体发布了一则关于医疗的新闻。标题是《陕西一产妇大出血致死，监控显示医护人员玩手机未回应家属》的报道刷爆了朋友圈。

然而，这类报道一爆出，还是会有人认为媒体的报道只是以“医患矛盾不断升级、爆发，媒体在其中只是起到了报道、记录的作用，而非大家认为的“始作俑者”的说法。其实，这类人有这样的认知，也难免行外的主观性太强。

事实上，医患矛盾激化原因：除了表层的嘈杂，还有社会伦理的因素。由于医患关系问题的复杂性，许多有关对医疗方面的反思还停留在表层，而没有触及社会伦理层面。因为一旦深入到伦理维度，就不能简单的以体制规则、专业情怀或者是否专业来说事儿。或许随着对医患关系认知水平有了整体的进步，才能入心地去感受当前医疗服务环节氛围，就不会处在那种跳跃式的现代嘈杂中。

1、医患关系的激化，媒体有推波助澜之势。

最近的各种暴力伤医事件、医闹事件都指向一个重要的（可能是最主要）的根源：医疗体制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医生和患者，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医疗体制的受害者。尽管政府九部委有“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公布后，也未能有效解决或缓解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

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也有连续发表文章，从方方面面剖析中国特有的医疗暴力，其中有观点认为，“媒体对医疗界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更令医生群体感到不安的是媒体在报道时，对病患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过度”渲染，而对医生遭受到袭击的“漠视”，令他们觉得对医患冲突有推波助澜之势。

鉴于医患关系问题是当下医改需要处理但尚欠缺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和典型性在于：医改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能否成功实践已不能解决现有医疗发展中的问题，甚至其本身就是问题。特别在当下医患矛盾还没有公认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之际，医务人员面对这些危险，除了眼明心亮对危险场合有敏锐的觉察力、加强保安、避免暴露在人群中的常规方法之外，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善方法。这大约也是医务人员这份看上去完美无缺风光无限的职业最大也最致命的bug。暴力理应被谴责，但医务人员却又沉默不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另一种独属于中国当代的集体无意识。

医生本应在很高的自尊和他尊的道德水平上从事这一职业。然而在扭曲的医疗体制的绑架和诱惑下，医生神圣的职业自尊状况被破坏了，进而导致社会群体的结构性损失。对于大多数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来说，医疗暴力的阴影，这绝对是医务人员这个职业的工伤，在社会本应该受到尊重和赞誉的医生职业，在现社会里竟然如同在战地一样为安危而顾虑重重，令医务人员感到普遍的不安和处于威胁之中。

2、医患矛盾的激化，医患之间除了信息不对称还存在着权力的不对称

平心而论，在通常发生医患冲突的医患关系中，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容易发生医患冲突的病患，一般来说都处于社会的低层甚至底层为主，鲜见社会中高层的病患与医生发生公开的冲突。事实上，那些社会低底层的病患同时也是享有医疗资源以及医疗保障最为匮乏的群体，在医生面前几乎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且医患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也使他们对医生能不能尽心尽责充满着怀疑。

其一，医患双方，也就是市场观念所谓的卖者和买者。患者，亦即买者，并不一定知道他们应该“买什么”，他们也不太了解“市场情况”，因此也难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譬如，患者付费还停留在“医疗就是便宜”阶段，患者健康教育未完成，什么病都爱找最好的医生，对自己身体不了解，自制力差。这通常被解释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其实不仅如此，医患之间还存在着权力的不对称。医方，亦即卖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法律的保护下已经上升为专业权力，医生的行医权或处方权是得到国家保护的：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做什么检查，是否要动手术……实际上统统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选择放弃。

其二，医疗服务是一个通常所谓的专业领域，市场进入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医疗资源常常表现为短缺甚至匮乏，“卖者”其实是有限的；在当前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医疗卫生领域的“产品标准化”，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医疗卫生似乎仍旧是一个天然的垄断领域，至少在当前的中国是这样，因为没有“纯粹竞争”这个前提，价格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

3、医患矛盾的激化，“防御性医疗”大行其道

众所周知，医学本身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一旦治疗失败，患者和家属遭受的病痛、对医生累积的不满、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可能在一瞬间同时爆发，难免导致激烈的医患冲突。因而，中国医生群体在从现行医疗体制的灰色地带获利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直接承担这一体制造成的医患冲突的风险。而作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教育的医生一方，他们对疾病的认知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下，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并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

医生对疾病的认知虽然有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但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医疗真正站出来为自己理性发声的不多。也因为很多时候，医务人员的努力是无法对这个社会的进步起到作用。

防御性医疗大行其道的前提，依然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一状况造成医患双方对于疾病认知的差异。因而，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这种认知差异为医患冲突的普遍存在埋下伏笔。这些手段的使用是否会进一步造成病人身心和财产的损失，是值得研究和应对的问题。

在中国目前医患之间“双向抵触”的情绪之下，“疾病解说”显然缺乏理想的社会文化氛围，因而使之成为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作为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对疾病的认知差异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和患者都会面对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中国所特有的原因。

譬如说，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鉴于恶劣的行医环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缘由，或者语言上的宣泄也只是一时的，但是作为一个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医学伦理学问题，防御性医疗可能成为医生对病人的一种潜在却普遍的“

冷暴力”构成医疗暴力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医生也会有很多技术上的自我防御手段，所采取的方式被称为“防御性医疗”。

换句话说，在医学上不必要的检查，在法律上却是必要的，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的机会可能大大增加。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消除医患双方认知差异的基础是信任与交流，倘若仍然以逐利为目标，任何医疗行为都会严重动摇病人对医生尊重和信任的基础。显然，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是医生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患者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4、医疗行业的高专业门槛和低社会门槛

高专业门槛指的是医疗从业者需要经过很高的专业训练水平之后才能入门；其后又要经过漫长的实践积累过程，才能走向成熟。所谓低社会门槛，指的是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需要使用这项服务，每个人对医疗健康知识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医疗决策的过程。这两个门槛“一高一低”的特点，决定了医疗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又充满潜在冲突的领域。

诚然，普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中国医疗界，理性声音和悲悯情怀则极为稀缺，虽然反对的是医院暴力，但也有以网络暴力来应对的。当事双方在社交媒体上狭路相逢，医疗界的意见领袖则逐渐夺取了部分话语权，在通过各种媒介与公众的互动中，他们的主动性和专业优势与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同时也打破了素来沉闷刻板的官方语境。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作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之一，社交媒体在医疗界高普及度和传播强度的优势，让他们在话语权方面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袭”。

5、媒体行业是低专业门槛和高社会门槛

媒体行业特点正好与医疗行业相反，这里说媒体的专业门槛低似有贬低该行业之嫌，但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对专业技能的基本要求来讲，具有正常讲话和写字能力的媒体人，都可以以入门级的水平从事新闻报道，一个真正合格的记者，则在专业门槛之外的其他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对社会、人性、文化、历史有深入的理解；强烈的责任感，深厚的阅历和高度的理性；在沟通与表达能力、观察力、逻辑性等方面都需要具备优秀的品质。有人说，“记者应该成为最博学的人”。

然而，现在太多的媒体，以医疗门外汉的身份，配以满嘴跑火车的乖张任性、吹牛耍泼等真人秀风格，搅局医疗行业。很长时间里热衷于报道医疗各类活动的负面新闻，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医疗的变化与进步则关注甚少。这与其新闻理念有关。表面上，媒体人是屈从于个人炙热的“执着”，实际上，其毋宁是不受节制的极权中浸润出的“倨傲人格”延展的产物。

由于各种原因，倾向于激化矛盾双方的愤怒情绪，攻击大于理解，使得本来便不了解彼此文化的矛盾双方更加关系恶劣。似乎总愿意将眼前的事物两极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在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舆论场里，符号标签式强势言论传播会把医疗事业带上一条不归路。这里的逻辑在于，媒体需要自知之明，但媒体恰恰缺乏这一点。要让表现不佳的媒体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将反而要求他们具有非常专业的，而恰恰是他们不具备的知识。比如说，表现欠佳的媒体会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往往无法认清思维和答案的错误与漏洞，更不应该认为这是“无知”，而应该是“误解”。

客观理性地说，媒体能够营造出一个相对真实同时又具有聚焦效果的空间，该有多好，然而，报道经常404，揭露的丑恶得不到惩处，多年的呼吁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甚至常常失语。这是让媒体最有挫折感的问题。因为医患关系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没有正确地引导民众进行的换位思考。一个拥有基本善恶判断，具备基本良心道义的媒体，始终不可能认识到虚荣和嫉妒的谬误之处，不可能抵抗绝对权力握在手中的征服快感。对此，媒体是负有责任的。

在我看来，媒体做新闻应该是一个社会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的事业，而不是每天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如果坚持发掘能够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新闻真相，这需要对媒体理想的坚守，更重要的是，要坚信在这个利益复杂的时代，进行专业主义的调查和报道，对于这个社会的现实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