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世纪儿童医院探析中国民营医院成长

PPP模式尽管有其存在的充分合理性及巨大应用空间，但其模式相对复杂、难以标准化，公私合作过程中也容易滋生各类问题。

编者按：新世纪医疗网络运营总监辛红与璞信投资执行合伙人王广英自2015年4月起在健康界以“中国民营医院成长路径探析：以新世纪儿童医院为范例”为主题发表系列专栏文章。本文为该系列文章之第一篇。

中国政府为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目前力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PPP模式在医疗领域有巨大发展空间，并得到广泛应用。鉴于中国公立医院的强势地位，民营医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需要考虑和熟稔与政府及公立医院紧密合作的各类PPP模式，以精巧和最大化地撬动社会资源，支持自身发展。

PPP释义

PPP全称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各国际机构对此有不同概念界定，如：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PPP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亚洲开发银行：“公私合作”一词描述了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其他服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可能建立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

在国内，PPP模式起步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当时主旨是引进并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公用设施建设及运营先进经验，主要应用领域为电力、自来水、污水、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BOT、BT模式合作。

2008-2010年，受四万亿刺激计划影响，地方政府一度冷落PPP模式，而更倾向于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但随着四万亿投资弊端显现、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增大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偿债问题的突出，中央政府力推PPP模式，其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12月4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版)》，而当日财政部也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PPP模式在政府力推下重获巨大活力。

在医疗健康领域，鉴于中国公立医院的强势垄断地位，民营医院许多在起步之初及发展各个阶段都需要与公立医院寻求各种各样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在该领域有天然市场。针对公立医院的PPP模式各种各样，有独家服务合同、承包科室、特许经营、委托运营、混合所有制合资运营等。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的PPP合作，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医疗领域公私合作案例。

新世纪儿童医院的PPP模式

2006年，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首次建立合作关系。当时，北京儿童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儿童医院，日门诊量8000人次，已是人满为患，疲于重负，更无法满足高端需求的病人。

基于此，新世纪儿童医院创始人与北京儿童医院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了PPP模式的合作探索。北京儿童医院有医生、有技术，新世纪儿童医院可嫁接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虽然用企业管理理念来运营医院的提法现在已比较常见，但当时新世纪儿童医院在此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还是业内领先的尝试。北京儿童医院向新世纪儿童医院派驻一些基础的医生和护士，用以保证统一的医疗质量、行医理念及文化，大部分医护人员需要新世纪儿童医院从社会上招聘。

新世纪儿童医院设立之初，没有采购大型检查设备，而是和北京儿童医院共享。依照企业运行模式的数据分析，诸如MR、CT这种大型设备，只有5%的患有非常复杂疾病的病人才会用到。因此，建院之初，新世纪儿童医院认为没有必要在利用率低的大型设备上投入过大，这样医院运营成本低，可以有一个好的价格体系服务患儿。基于此，新世纪儿童医院采取了和北京儿童医院共享的形式，购买后者的大型设备服务，包括一些罕见的临床检验服务。

在医院管理上，新世纪儿童医院采用管理委员会负责制，由新世纪儿童医院自我掌控管理体系，管理权独立，北京儿童医院不参与运营管理。新世纪儿童医院对北京儿童医院合作上的支持，则是凭借其国际资源——美国儿童医院协会唯一亚洲会员的平台，为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临床人员提供国外学习管理经验的机会，将他们送出去学习一些国际先进的服务理念。

综上，可以看出，新世纪医疗网络肇始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其筹建和运营堪称医院PPP模式的经典案例。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设立之初，很大程度上依托北京儿童医院的资源和支持，其医疗物业、医疗设备及医护人员等，皆很大程度上出自北京儿童医院。但新世纪儿童医院现在的成功，并不靠躺在先天禀赋资源上食利，而是在立院之初，即在PPP模式下保留了最重要的医院独立经营管理权，并以此为基，建立自身的制度、文化和团队，整合国际资源、获得国际认可，从而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基于在PPP合作模式下形成的这种医院经营管理能力，新世纪医疗网络开始形成，并吸引了鼎晖的投资，进而在北京望京、天津、成都、苏州等地开立连锁医院。该院从最初的PPP合作模式，到后来的引资和扩张路径，以及目前的管理制度和文化，皆可圈可点，值得后来者研习。

与新世纪儿童医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汕头潮南民生医院案例。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由香港企业家吴镇明先生投资兴建，于2006年2月5日正式开业，是潮南、潮阳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技术力量最强的医院。该医院建成后，先行托管，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其进行委托管理。2011年，在总结五年托管模式的基础上，合作双方进一步引进汕头潮南区政府作为合作第三方，实行PPP模式。根据公开报道，汕头潮南民生医院在先托管、后PPP的合作模式下，其医院自身运营情况还不错，第一年便实现了运营收支平衡，第三年起业务量稳居汕头市卫生系统第四位（前三位均为公立大型综合医院）。

从单院运营角度看，潮南民生医院的运营和发展情况，应属投资方可接受的良好局面。但同样自2006年开始营业，同样十年的经营和运作，汕头潮南民生医院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比起来，已不可同日而语。十年前，都有不错的开始，但十年后，一个已腾飞，另一个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从民营医院投资方角度，潮南民生医院在最初的托管和后来的PPP模式下，将管理权拱手相让，十载而下，并未形成自我运营和复制的核心能力，阻断了自身连锁发展的源泉和筋脉。刀把子不可轻易与人，志在远方的民营医院，将核心的医院运营管理权托付其他机构，应属重大决策事项，宜反复斟酌权衡。

医疗领域其他PPP模式

鉴于PPP模式的非标特点，医疗领域的公私合作呈现不同模式和特点，既有比较松散的契约式合作，也有以深度的合资公司为基础的合营与合作。根据合作模式由浅入深的顺序，可大致将境内医疗领域PPP模式分为以下五种：

1.独家服务合同模式

PPP之独家服务合同模式，指大型公立医院将其医药器械供应链等重要核心业务由以前众多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转交由某单一供应商进行全面管理和服务，由该供应商进行相关分包或分别采购安排。此模式的要点是公立医院与民营企业在某一业务环节的排他、整体一对一契约式合作，合作过程双方深度融汇、彼此依赖，因此区别于一般的购销或服务契约。

此模式的典型案例是九州通与北大人民医院的合作，前者自2009年起为后者医用耗材供应链物流服务延伸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成为后者唯一的医用耗材供应商。该合作模式曾引起了商务部及国内众多医疗机构的广泛关注，并被商务部作为首批三大医药物流服务延伸工程之一，进行全国推广。独家服务合同模式在PPP模式中属相对简单的契约合作模式，合作双方彼此独立，同时在业务上又深度融汇，既有其优点，也有简单契约模式下合作前景不确定性大之弊端。

据有关媒体报道，2014年北大人民医院选择了另一家企业提供相关服务，九州通落选。这一结果侧面证明简单契约式的PPP模式合作有其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服务提供企业，若其仅面对单一医院客户，自身运营将面临巨大市场风险，但对九州通这样医院客户广泛的专业医疗流通服务商，风险比较分散，即便损失某单一重要客户，但对其整体运营影响不大。

鉴于国内医疗行业“以药养医”现状以及公立医院改制时因种种原因会保持非营利性医院性质的背景，民营医院参与公立医院改制，不论是直接控股还是受托管理，往往需要将改制医院之供应链进行整合，并从供应链管理中获取相关管理收益。如凤凰医疗对公立医院的ROT或IOT托管模式，供应链管理便是其中重要一环，也是凤凰医疗业务收入重要来源。从凤凰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实践中的PPP模式，可以在各种基本模式基础上进行组合和变通。

2.科室承包（“院中院”）模式

PPP语境下的科室承包（“院中院”）模式，是指我国部分公立医院或部队医院将部分科室承包、出租给民间机构或个人，或与民间机构或个人在医院内部展开对外医疗合作、利益分成。此模式从商业角度属公私合作模式。据传，有部分民营医疗资本借此种模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应该说相当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医院科室承包案例存在违法或违规运营情况，并在某些已披露案例中给患者及合作医院本身造成伤害。毋庸置疑，在公立医院资源垄断、公立医院分配制度不与市场接轨以及社会办医政策支持不畅的大背景下，医院科室承包有其存在合理性。但从医疗机构规范运营、患者知情权以及政府合规监管等角度，此业务模式存在较多弊端，政府、媒体、市场及患者层面均有较多诟病声音。

近日，习近平批准开展全军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整顿，在医疗领域会重点清查部队医院中存在的科室承包问题。而在一般医疗领域，国家卫计委早已将科室承包（“院中院“）视为非法行医。随着中国医改深化推进，科室承包（“院中院“）模式将逐渐消亡，取而代之将是产权和运营清晰独立的社会办医，或者公开透明的其他PPP模式。

3.委托运营模式

PPP模式下的医院委托运营（医院托管），指公立医院将运营权按相关协议约定交给民办机构，如凤凰医疗托管数家北京门头沟区公立医院、上海仁济医疗为长三角多家公立医院提供托管服务，或民办医院将运营权交给公立医院，如上文所提的汕头潮南民生医院托管给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对有比较强的医院管理资源的民办机构而言，可以考虑将托管公立医院作为立身和发展一项基础业务。但托管公立医院契约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作为受托方无法尽施抱负等原因，已促使相关民营托管机构开始转向产权清晰的投资管控业务发展模式，如凤凰医疗新近拟改制合资合营煤炭总医院、上海仁济医疗未来发展重点逐渐转向自身投资医院。而对有资金能力、缺医院管理能力的民办机构而言，可以考虑将自身所投医院托管给有品牌和管理能力的公立医院。此种模式可用于维系单体医院的正常营运，无法支持或有的扩张复制战略和雄心。

4.特许经营模式

“特许经营”，是商业领域常见的合作模式。医疗领域之“特许经营”，可理解为知名公立医院作为特许权人以合同约定的形式，为授权医院在品牌使用、医疗技术支持、医师培训等方面提供许可和支持。而合作标的医院作为被特许人，将获准使用由知名公立医院所有或者控制的商标、商号、医院形象等，且由被特许人自己拥有或自行投资合作标的医院。

2014年10月，由28部门联合制定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允许公立医院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与社会资本开展合作。据近期有关媒体报道，北京安贞医院拟与社会资本合作，以“特许经营”方式在北京东坝地区打造全新的安贞国际医院。该项目中，社会资本需投资30亿元，安贞医院不出资、不占股，但特许资方在新医院中使用“安贞”的品牌、技术力量和服务标准。安贞医院会派管理团队进驻国际医院，按照“特许”项目和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同时争取国际医院的管理权和重大决策“一票否决权”。安贞国际医院案例是特许经营模式在医疗领域的试水之作，效果如何，且待观察。但可以较为明确的是，此案例中社会资本出资额高、新建医院回报期长且无建立自身品牌，应不适合相对逐利并寻求快速发展的一般民营资本。安贞医院方面也表示首选国有资本作为合作方。

2015年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此办法出台将为公立医院的特许经营模式提供国家行政法规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支持。

5.合资模式

PPP模式下的医院合资，是指公立医院改制并引入社会化的投资方，但政府自身在合资公司中保留重要股权甚至否决权，公私合资并合营。合资模式可理解为PPP模式中绑定最为紧密的合作方式。昆明医改中三家公立医院改制引资，均采用了此种模式。中信医疗与汕尾市政府就汕尾三家公立医院的改制合作，也采用了此种模式。此模式目前受到部分地方政府和青睐公立医院改制的社会资本的认可：对地方政府来说，在引入社会资本、搞活医院运营机制的同时不失去对医院的影响力；而对社会资本来说，以并购方式快捷控制有品牌和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同时保持和政府沟通协商的资本纽带，是可接受的快速扩张路径。医院公私合资合营模式，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有其适用、存在和发展空间。

PPP模式因其非标特点，在实务操作中会有较多变化。考虑到中国政府控制了较多社会资源，即便是独立产权的民办医院，亦可在其建设运营过程中参照PPP模式，向政府要求一定资源倾斜和配置。如上海仁济医疗对自投自建的医院，尝试和有关政府进行类PPP模式合作，寻求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和资助，如政府通过土地价格、融资手段给予资助，政府做信用担保等，帮医院把建设成本降下来；初始运营时，政府采购仁济医疗的医院服务；开业后很短时间内将仁济医疗所投医院纳入新农合定点医院范围内，与辖区内的公立医院一视同仁等。政府给予上述支持，可很大程度上促使、保障包括仁济医疗在内的社会资本所办医院很快走上正轨。在学习和参照各类PPP模式及案例的同时，理解万法皆由心造，不拘常态，格物致法，灵变创新，才是丰富多彩PPP模式之精髓。

PPP模式评析

中国政府力推之PPP模式，在医疗领域有坚实社会基础。一方面，公立医院沉淀了多年累积的大量国家资金投入和人员、品牌等各类资源；另一方面，当前有较多地方政府缺资金，通过PPP模式盘活原政府控制固定资产、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各类强公益属性事业，对政府而言有着重大意义。

对社会资本而言，通过PPP模式，充分利用杠杆，撬动政府和公立医院资源，可为自身发展提供良好支撑。有相当民营医疗资本在起步之初得益于此，而在其后续发展过程中依然可以不断以各种PPP模式寻求公立医院资源整合机会。可以理解为，在中国公立医院强势行业地位背景下，民营医院要发展，在不同阶段都需要考虑和熟稔与政府及公立医院紧密合作的各类PPP模式，以精巧和最大化地撬动社会资源，支持自身发展。

PPP模式尽管有其存在的充分合理性及巨大应用空间，但其模式相对复杂、难以标准化，公私合作过程中也容易滋生各类问题。仅从PPP模式之契约角度，既需要斟酌契约制定过程的严密与严谨，也要看后续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契约精神。未来之不确定性无法在协议中穷尽应对，但因政府为契约一方，契约一旦签订，后续调整会较为困难，长期僵硬之契约安排，难免纠纷。鉴于此，PPP模式在医疗领域的适用必然会有其瓶颈，中国民营医院要得到长足发展，还需从不同方面培养和强化自身核心能力，应学习台湾长庚医院，树立自身品牌形象、提升医疗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最终摆脱对公立医院的资源依赖。

（本文作者为新世纪医疗网络运营总监辛红与璞信投资执行合伙人王广英。辛红是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的创建人之一，参与该院从设立、建设、医院流程及政策制定、组织结构搭建、运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王广英曾为藏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金杜律所年度杰出律师等，目前从事私募股权基金、境内外并购咨询及企业投行/投融资顾问工作，关注行业包括医疗、地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