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号贩子

北京医务界的猴年热点，第一热，居然是卫生主管当局与号黄牛撕来扯去，战局尚不满月，但双方南拳北腿、长薅短搂，递着卸力、互有进退，激烈好看，预后不明。

那边厢战犹酣，这边全国八方乃至于海外观斗人，无法亲自披挂下场，但不影响场外指导的激情。最集中共识的点子，就是，不要定专家号的价，敞开了，市场选择，自然涨价，涨到号贩子出的价，就没有号贩子了。

所谓的“涨价解套”这个“金点子”，我不看好。涨价就能驱逐号贩子的看法，不知有何依据。

廖新波在《廖新波：打击黄牛炒号，首先要从医生定价来思考》（2016-02-21希圈希波克拉底医疗圈）一文里介绍，事实上，很多常见病、慢性病诊疗以及康复治疗是不需要去大医院的。他说我国最大、最好医院的院长曾抱怨：80%的病人根本不需要跑到北京来看病。

我同意上面的说法。所以，笔者以为，只要不解决盲目扎堆儿聚焦赴京拜神，加上没有强力分级转诊预约的约束，光靠提高帝都医学专家挂号费，就能解决挂号难了？不可能！市场派们似乎是以为，既然十元的专家号可以炒到或者只能炒到三千，那么，三千就是该专家的实际市场价值，而只要“体现”了专家的实际市场价值，就不难挂他的号了，只要医院自己把十元涨到三千就没有黄牛牟利空间，也就没有黄牛啦。

这个逻辑，可能不成立。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十元炒到三千，或者说目前只炒到三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基数是十元，而一旦基数由十元变三千，在依旧扎堆儿不合理地聚焦性赴京拜神求命心理作用下，黄牛把住排队通道，难道三千就不会再变？就不会应声涨到六千乃至于破万？依然有利可图，甚至更有利可图。成语“水涨船高”，就表明，古人已经提前为我们做出了预测。

好，且不说该不该以黄牛的现下标准来跟涨专家号价钱以挤兑黄牛，我们再开启一个新思路来反思所谓的专家号难挂与号黄牛难治的根源：公立医院该不该区分出专家门诊并且略高于普通门诊定价，都可以质疑！

我们过去的公立医院接诊是这个模式：专家主任带领老老小小各个梯队的徒弟学生后生共同接诊，患者按科挂号，按号就诊，顺序喊号后碰到谁是谁，就如同当下的银行窗口服务。年轻人遇到吃不准的病情，或喊一嗓子，或把病人连资料一起带到主治跟前去，主治就予以现场指导了。主治再吃不准，又一喊，专家主任就加入了，典型病例，还会喊大家一起来观摩，既解决病人诊治，也随时带教与提高。要是他还疑惑拿不定，那就电话喊科里的“老祖宗”了。这个模式，才是正确的。且不谈救死扶伤云云的大道理，只谈法理，也该如此：患者来院形成医患关系，面对的这个医方，指的是个法人，是单位，而非某个自然人，原就不该直奔某个具体的专家个人。即便是一人诊所，其医患关系也还是由诊所方为医方！

撇开法理，从情理来看，廖新波说“病人要选的是医生，而不是医院。”，尽管这是目前的主流看法，说的人很多，不过，我不认同此见。

现代医学是群体性服务，设备设施复杂昂贵，专家个人也多已专科化、专病化乃至于单一技术化，必须多专业人员协同，多临床学科协作，才能成就某科专家权威之能，因此，较之于“古代”的病家“选大夫”个人，如今大不同，多半其实是选的“医院”。这也可以解释，专家往往只能在院内是权威，成就大事业，而回家单干，或者跳槽到基层医院，也就只能以咨询为主了！

定价略高的“专家门诊”制度，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之一，是特需服务的一种形式。即，正因为“市场化”才弄出个市场化的专家门诊来，也才有了号黄牛，可见，在公立公益性医疗服务里夹带的市场化谋利窗口，红中夹白，才是“病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