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如何保障患者的基本医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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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安爆发的新冠疫情牵动着国人的心，同样，关于西安疫情防控的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也铺天盖地。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些患者无法通过正常就医渠道而转向网络求助，以求有看病问诊的机会，而那些无法进行网络求助的患者，则不得不面对求医无门、断药无望的危机，承受治疗延误所带来的后果。

然而事实上，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并鼓励、支持各类社会组织举办医疗设施，开展卫生活动，以保护人民健康。”其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在疾病情况下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一条便表明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国家保障公民基本医疗权利；第十五条指出基本医疗服务的内涵特征；第三十三条强调公民接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受到尊重、保护、平等对待。《民法典》《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都从不同层面规定了公民享有医疗卫生权利。还有，针对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应急条例》《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后发现，这些法律仅针对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是围绕突发事件作出相应的制度建设。

此外，在学术界通常认为，“基本医疗权”是指公民在疾病状态下所享有的基础性权利。当患者无法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时，其他如患者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隐私权等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也有部分学者将医疗卫生相关权利统称为“基本医疗权”，将其定义为公民所享有的，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基本的、充分适当的、及时有效的医疗健康服务的权利。

那到底什么是“基本医疗权”，其亦是指公民享有在疾病状态时接受及时有效、公正适宜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得以恢复健康状态的权利。

具体来说就是，及时性要求对疾病的治疗要求能够抓住最佳治疗时机。紧急情况下，一小时甚至一分钟的时间差异就会导致病情的不同转归，急性疾病则对时间有更高的要求，即使是慢性疾病也需要依据病情变化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在防控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危重疾病患者难以及时得到救治，上千万的慢性病患者面临断药危机。而公平性要求所有公民就医应该受到公平对待、平等保护，即每个公民都应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权。但“公平”并非“均等”。病情不同，所接受的医疗措施理应有所不同。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新冠肺炎患者在享受医疗权的同时，其他患者也应平等享有医疗权。但由于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由于各类医疗资源的有限性，一定程度上无法兼顾非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使得非新冠肺炎患者难以得到及时、公正，适宜，有效的医疗救治，其基本医疗权无法得到有力保障。

其中，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传染病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各级政府领导防控工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管体系。在疫情防控中，为了保障患者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权利，科学有效开展防控工作，党中央提出了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及一系列政策部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处于抗疫一线的基层单位，在制定具体的卫生政策、管控规定时要充分考虑到疫情防控措施可能对普通患者看病就医所带来的不便，充分考虑医学伦理原则，以患者利益为第一，尊重患者，注重公平公正，同等对待新冠肺炎患者和普通患者，为普通患者在特殊时期能有序及时就医提供政策支持。尤其对一些特殊患者或者病情急，就医需求迫切，或者一些肺部疾病患者因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不符合新冠肺炎确诊标准而无法被肺炎定点医院收治；又由于肺部有疾病被视为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而不符合普通患者就医的标准，担心携带病毒感染其他人群而不被医院接收，意味着这一群疑似肺炎感染者“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平等保障患者的基本医疗权利，就需要在疫情防控的大前提下，把握好新冠肺炎患者和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时差别对待的度，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此外，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人性执法。首先，根据具体规定，认真遵守疫情防控的制度准则，做好交通线上的防控工作。其次，充分考虑出行者的合理需求，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实行人性化执法，严禁“一刀切”。比如为慢性病患者、危重患者打通求医问药、延续生命的绿色交通线。另外，为了高效排查新冠病毒携带患者，各级卫生部门不同程度地对相关药品进行严格管控，某些地区甚至禁止药品零售机构发放相关药品，势必会使得普通患者病情延误治疗。鉴于此，疫情防控执法人员应该认真遵循比例原则，谨防僵硬执法、过度执法及不作为、乱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