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管理者从三明医改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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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医改没有终点，永远都在路上。回顾我国的医改历程，出现过许多以地名为名称的改革先行者，如宿迁、淮安、金华、三明、天长等，都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很好的先行示范作用。随着国家层面三明医改经验交流现场会暨培训班的召开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的印发，三明医改模式异军突起，成为新一轮医改的学习榜样。

三明市第一医院贯彻落实公立医院改革（图片来源：新华社）

看到一种方向：政府办医重新上位

回顾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变革历程，不难发现医疗体制的组成架构和治理体系均与当时的国情、社情、民情相互关联，甚至是时代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效仿苏联模式，建立了公共筹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三位一体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和85%左右的农民的基本就医需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这种需求满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以固化患者的首诊医疗机构为基本准则，以牺牲疾病的分级诊疗而实现的全民保障，医疗保障的面很广，但质量有待提高，如198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7.9岁。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概念涌入医疗服务行业，我国原有的卫生服务提供方、费用支付方与物资保障方（“医疗”“医保”“医药”）开始摒弃前苏联模式，对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初步形成了公立医院提供服务、社会医疗保险支付费用、药品市场化供应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卫生体系。市场因素的注入让医疗服务发展进入快车道，服务能力和质量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岁左右。但也走入了一种公立医院规模越来越大、医疗保险连年穿底、药品价格畸高的怪圈。虽然国家在医疗卫生投的钱越投越多，反而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新医改以来，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国家付得起、民众买得了目标进行了改革和试点。如在2010年，国家确定了辽宁省鞍山市等16个城市为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但改革的方向要么彻底否定公有制；要么单纯地进行医保支付体系改革；要么只是对医疗资源进行重组和分配，均都没有对卫生服务体系本身进行过结构性改变，“难、贵、穿”的问题依然存在。

2013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决定从改变卫生服务体系着手，首先改变过去政府“放任”公立医院“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政府这只手开始统筹公立医院发展，实现医院领导年薪制，各项重大开支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不以医疗收入发放工资津贴；其次改革药品供应体系，实行两票制和药品供应目录，政府统一集中采购，打破药品耗材设备商与医务人员之间利益链条。三是统筹医保职能，成立了医疗保障局，统一管理医保支付。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已经不再由过去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而是政府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定价。

三明医改的成功经验仿佛又让人们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保障模式，但却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今后，公立医院的发展不再是医院自己的事，是国家的福利、政府的职能、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变化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中关于事物的发展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原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用。它给民营医院管理者的启示就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以公益福利为特征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将成为制度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公立医院的发展进入到新的自我迭代的过程。而民营医院要学会如何契合新型医疗保障制度，积极融入到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去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就医需求，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三明市第一医院开展满意在医院活动（图片来源：新华社）

更新一种观念：医疗投资回归理性

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变革的历程中，民营医疗雏形出现在建国初期，当时就允许少数个体开业行医。只是由于1958年推进全民所有制后，又彻底销声匿迹了。今天看来，那个时期在全国的“赤脚”医生个体执业，也有着“市场”的成份。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医疗与中国经济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呈现出井喷发展之势。截至2020年，其数量已经超越公立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