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党早期北京组织重要活动地点——北大二院

北大二院旧影，图中右边带拱券外廊的是数学系楼，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此楼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校史馆网站）

近期，北大二院旧址开放，同步推出“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北大二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重要的活动地点，让我们走进北大二院。

红楼边的北大二院

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这座连同地下室一共五层的砖木结构建筑由红砖砌成，屋顶也由红瓦覆盖，因此被人们称为“红楼”。红楼在当时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北京城内一座充满时代气息的建筑。

北京大学的校部、文科院系、图书馆都设在红楼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频繁现身在红楼中，使红楼注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地方。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重镇，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发祥地之一。1920年10月，在红楼一层东南角李大钊的办公室内，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同样是在1920年，在蔡元培的组织下，北大经历了一次学制改革，废除按旧体制建立的文、理、法三科，改组为五部，部相当于学院，各部下设学系。红楼在此次改革中，改为“北京大学第一院”。

北京大学第二院，距离第一院不过五百米。沙滩后街55号，这里就是昔日的北京大学第二院。第二院的建筑遗存，书写了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脉络，这就要从京师大学堂讲起了。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是维新变法仅存的硕果。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高等学府，它最初的办学地点是从乾隆皇帝四女和嘉公主府拨出的空闲府第，后来又新建了一些建筑，其中最重要的是1904年建成的一座两层砖木结构楼，它在建筑风格上与红楼相似，后改称北京大学第二院数学系楼。

北京大学第二院建筑遗存，现包括和嘉公主府正殿、公主楼等清式建筑，数学系楼，“西斋”十四排中式平房。从公主府到京师大学堂再到北京大学，从传统中国建筑到现代建筑，不论是从建筑功能，还是从建筑风格上来看，北京大学第二院揭示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历程。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大学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培养了具有新观念新技能的人才，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毛泽东在这里听李大钊演讲

1919年3月10日晚，北京大学第二院数学系楼第16教室，一位从湖南来的年轻人，在这里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这位湖南来的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在1918年8月来到北京的，这是他第一次来京，最初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家中，杨昌济曾在湖南一师教书，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号一间小房子中，冬天众人挤在炕上睡，翻身都要先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

这个简陋的住所离红楼、数学系楼都很近。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期间，他认识了李大钊，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自己这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除了阅读相关书籍外，听讲座也是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下，北大成为新旧思潮交锋的中心，既有维护国粹尊严的讲座，也有宣扬革命主张的讲座。

李大钊在1919年3月10日于数学系楼发表的演讲，题为“新旧思潮之激战”。我们今天仍能获知其主要内容，这是邀请旧思潮论战的战书，李大钊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李大钊自觉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新旧思潮的论争。面对旧思潮总是援引思想以外的势力来针对新思潮，李大钊言辞激切地表示：“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真理不辩不明，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也正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与其他思潮的正面较量。

这场演讲的主办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邵飘萍。毛泽东曾有一个当记者的理想，到北京后，他在新闻学研究会听讲半年，还获得了相关的证书。对于邵飘萍，毛泽东日后回忆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这场演讲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毛泽东已经回到了湖南。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是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而到北京寻求各方支持。毛泽东回忆第二次进京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1920年夏，毛泽东认为自己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亢慕义斋就设在北大二院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读到曾使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伟大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当时住在北长街99号的福佑寺内，为了扩大驱张运动的舆论，毛泽东创办了“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社址就在福佑寺。1920年1月4日，曾在湖南一师教过毛泽东的黎锦熙前来拜访，据他回忆，毛泽东“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共产党宣言》最著名的中文译本是陈望道译本，黎锦熙在1920年1月读到的不是陈望道译本，因为陈望道译本是在1920年8月出版发行的。陈望道译本问世后，毛泽东曾仔细阅读。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获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渠道之一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校长蔡元培拨出第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地点，这就是“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的音译），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作为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宣布成立。1922年2月2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介绍了其研究方法和十个关心的话题，研究会同仁已有三项特别研究，分别是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和远东问题研究。研究会日后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且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多种《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并行，反映了时人对马克思主义热切的了解愿望。

研究会直到1925年还在活动，会员骨干后来大多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加入了早期的党团组织。1920年11月，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红楼成立，北大二院是其主要活动地点。

随着团员的增加，团员成分更加复杂，同时由于缺少领导骨干和活动经费，1921年5月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党的一大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成立，对北京的团组织进行了整顿，1921年12月，北京的团组织恢复活动，北大二院仍是其主要活动地点。

北京的团组织恢复活动后，创办了刊物《先驱》，后来《先驱》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在1922年1月15日《先驱》发刊词中，编者宣布“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铲除种种旧习惯，而代之以创造的精神，有了这种创造的精神，“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标出高远的理想固然让人激动不已，但若不能脚踏实地，任何理想都无法实现。编者也知道这一点，故而表明当下《先驱》的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脚下是泥土与大地，眼里是星辰与大海。一百年前，那些在北大红楼与北大二院学习、工作过的进步的中国人，以其自身的经历回答了《先驱》的问题，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