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诉讼恶化医患关系，一大批医生正在逃离医疗行业

“我确信，我患有‘诉讼后应激障碍’。虽然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公认的疾病，但我肯定自己得了这病，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医生都有这个病。”美国妇产科医生玛丽安娜·巴雷特（Maryanna Barrett）说道。

在美国，诉讼带给医生的烦恼可不止一星半点。对医生而言，患者或其家属的诉讼，不仅影响了医生的执业和名誉，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巴雷特表示，诉讼背后的羞耻文化是让医生远离医疗行业的主要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医疗资源稀缺，医疗相关的诉讼激增。美国推出了《公众使用意愿与紧急状态准备法案》（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下称《PREP法案》），来保护医生的权益。虽然有所改善，但法律终究不能完全消除诉讼给医生、患者带来的影响。面对这样恶意的攻击，医生可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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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提及的背后是羞耻感

巴雷特表示，我们医生不愿意谈及诉讼，主要有2点原因：首先是众所周知的理由，那就是律师禁止当事人跟其他人，尤其是同事，谈论尚未结束的诉讼；二是诉讼背后的羞耻文化。

“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疑罪从无’的世界里，但我们所有人仍然下意识地认为，被起诉意味着你不是个好医生。因此，我们将这个谎言奉为真理，隐藏起内心的羞耻感。”巴雷特说道。

但是，因为羞耻感而回避起诉的真相，只会让医生变得非常脆弱，还会成为医患之间又一个障碍。

巴雷特回忆道，我记得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多医学生因为害怕被起诉，不愿意进入妇产科。在我成为妇产科住院医师的过程中，我不断告诉自己，不需要担心诉讼问题。因为我对妇产科充满热情，技艺精湛，而且勤奋努力，在校时每门课成绩都是A，另外我还十分善良，对患者抱有同情心，“我以为，拥有这些就已足够保护我远离诉讼。”但现实世界瞬息万变，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全体医生陷入了诉讼困境。

疫情迅速蔓延，重症监护患者人数激增，超过了医疗卫生系统的承载能力。医生们需要考虑，谁能获得珍贵的医疗资源。如何在不违反法律、伦理和道德的情况下，合理决定救治哪一位患者？例如，谁来决定把呼吸机分给3个孩子的父亲，而不是年老的寡妇？

在紧急情况下，很多不当行为可能不构成起诉条件，但医生仍然可能面临患者发起的医疗疏忽、医疗事故、刑事和民事指控。因此，美国在2020年3月启用了《PREP法案》。该法案首次通过是在2005年，能够授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发布声明的权限，如，这是一种“造成或可能造成公共卫生危机的疾病、健康状况或威胁”。声明一经发布，所有参与抗击公共卫生危机的个人和机构将拥有法律豁免权。2020年3月，HHS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了这样的声明。

尽管该法案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仍相对改善了医生在疫情期间的执业环境，保护他们免受恶意诉讼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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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方面击溃医生的心理防线

巴雷特针对医生面临的诉讼困境，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诉讼对医生的打击，主要来源于以下3个方面：

一、突如其来的法院传票。前不久，巴雷特收到了执业10年来的第1张传票，而且是当着患者的面。当时，她正在办公室里，经理把一位先生从候诊室领了进来，因为“依照法律规定”，这位先生需要与巴雷特进行谈话。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几乎精神崩溃，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接下来几个小时，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今天的工作。

巴雷特表示，据我所知，一些同事遇到的情况更加糟糕——“破门而入”的是穿制服的警察。

二、一英寸厚的法律术语。这些大段大段的法律术语通常有一套模板，其中还夹杂着对医生个人和专业的质疑，如“疏忽”。

对此，巴雷特的建议是，不要读这个。读这些空洞的法律术语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它里面没有实质内容，只会给医生造成精神虐待，“交给律师去读吧，然后让他给你一个简短的反馈。你的情绪能量要留给自己，用来相信自己并相信自己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

三、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医生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更加精湛的医术和更加精心的照顾，在这两者上倾注了自己的心智、身体和灵魂。对医生而言，诉讼是深刻且极具针对性的行为。

而对患者而言，也是如此。巴雷特解释道，患者在遭遇不良预后之后，还要被一些贪婪的投机者利用，错认为自己被医生恶意伤害了。患者及其家属在长达数年的诉讼过程中，承受了无数痛苦和折磨——为了庭诉举证，患者个人的医疗记录被公开，一次又一次重述自己的遭遇。

痛苦的法律程序结束后，他们可能会和解或得到判决。扣除所花费用后，他们的律师还会拿走40%，甚至更多。

“这样的结局，真的能够改善患者的命运吗？真的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吗？”巴雷特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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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诉讼的背后

“我并不是说，真正的医疗事故受害者不应该有合法的追索权。”巴雷特说道，我的意思是，并非每一个不良预后都可以预测或预防，也并非每一个不良预后都源于医生的不当行为。

在患者生命中非常脆弱的时间，从情感上操纵他们，对医生发起这种恶意的、公式化的、极具针对性的攻击，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

巴雷特表示，面对不良预后，可以进行调查，但不需要打击医生的心理防线，也不需要给患者造成情感创伤。实际上在美国，诉讼并没有起到保护患者的作用，反而成为又一个将医患关系商品化的产业，价值数十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3.7亿元）。

谈及自己这段诉讼经历，巴雷特表示，“我对自己提供的诊疗服务是问心无愧的”，但内心还是有着其带来的创伤和羞耻。跟大多数医生一样，我以为我足够坚强，但其实我知道，它影响了我的家庭，也影响了我跟其他患者的关系。

她认为，美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并没有为医患关系服务，事实上，它深深地伤害了医患关系。在医疗保健领域，任何不为患者服务，不为医患关系服务的都不应该存在，“原告律师的照片挂满了每一块广告牌，但医生却成群结队地逃离这个充满恶意的医疗卫生系统。”

参考资料：

1. Medpage Today: Op-Ed: This Doc Has 'Post-Litigation Stress Disorder'

2. The National Law Review: PREP Act Immun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A Modest Proposal

3. Politico: Nursing homes invoke Trump-era protections to fight lawsuits over Covid deaths

4. KSDK: Surgeon operates on wrong side of spine; claims he can't be su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5. Live Law: Plea In P&H High Court Seeking Protection Of Frontline Health Care Workers & Ensuring Legal Immunity Against Civil/Criminal Prosecution

6. Indian Express: Treat now, get sued later: the legal risks of life-and-death medical decisions during the 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