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药品价格利弊初现，美国版“带量采购”如何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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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大肆入侵，扰乱了人类正常的生活秩序。如果说，人类还有一线希望战胜疫情，那肯定是因为生物制药公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出了新冠疫苗。

然而，在享受赞誉的同时，制药企业也承受着非议。持续上涨的药品价格让不少美国民众无力购买药品。如今，美国政府也在仿效其他国家，希望通过立法形式来降低药品价格，如赋予政府一定的议价权，利用其购买力与药企商定一个更加优惠的药品价格；允许政府撤销药企申请的专利，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新药研发的成果。

不过，事有利弊。类似中国实行的“带量采购”在美国能否行得通，还是个未知数。药品价格下降真的能弥补公众健康遭受的损害吗？考虑到新药研发投入之高，市场普遍担忧，如果立法限制药品价格，可能会削减制药公司的总体收入，进而导致原研药数量大幅减少，不利于公众健康。

降低药品价格或打击药企研发投入

非营利研究组织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处方药的价格平均为其他西方国家的2.56倍。事实上，该国处方药的价格正处于持续上涨阶段。

自2000年至2017年，美国在处方药方面的支出增长了76%。兰德公司预计，随着新一批昂贵的专利药获得批准，处方药在未来十年的支出增幅将远超其他医疗领域。

在美国，价格最高的药品是品牌原研药（brand-name originator drugs，即创新药、有专利权的自研药品），单次治疗费用可高达数千美元，一般用于治疗丙型病毒性肝炎、癌症等危及生命的疾病。

而美国政府在评估降低药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时，原研药的争议最大。

根据药品定价法案H.R.3，政府可利用其购买力和药企进行谈判，以获得更优惠的药品价格，这个价格将适用于该国整个医药市场。在谈判过程中，该法案允许政府参考其他国家的情况，来设定谈判药品的价格上限。在任何情况下，价格都不能超过国际市场平均价格（average international market，AIM）的120%，任何低于AIM的价格，政府都必须接受。因此一般来说，AIM的99%是谈判可得到的底价。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对H.R.3法案进行了评估，“该法案主要针对投资金额最高的药企，要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就药品价格与之谈判，并对不参与谈判的药企征收消费税”。CBO认为，该法案将降低药企未来的收入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刚经历了一场疫情，药企在研发领域投入的资金，现阶段已达到历史峰值。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仅美国排名前11位的药企，其投资总额已经高达10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89亿元）。作为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上一财年的预算只有4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49亿元）。显然，药企在投资金额方面一骑绝尘。

制药业是美国最重要的创新产业之一。CBO报告称，“药企的研发力度在2017年达到了25%，然后在2018年略有下降。相比之下，其他行业的研发力度通常维持在2% - 3%。软件和半导体行业对研发的需求基本和制药业持平，但前者的研发力度一直稳定在18%以下。”

显然，投资和研发力度如此之大，如果立法限制药品价格，削减制药业的总体收入，一定会对药企造成不小的打击。

人们不禁会问：这么做会降低药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下一场疫情吗？答案是不会影响积极性，但原研药数量确实可能下降。CBO预计，2020年至2029年，美国市场上原研药的数量将减少8种，之后几年，将共计减少30余种。

有人可能不以为意，认为新药数量少一点儿，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为什么药企不能选出最好的那一款，集中研发呢？”

这个逻辑要想成立，需要一个前提——在新药进入市场之前，你就已经知道哪一款能在未来发挥重大作用。这就像看着一群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你却已经能知道谁将在几十年后成为行业领导者，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CBO表示，尘埃落定之前，谁都无法肯定那些错失机会而没能研发出来的新药，不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急救药，或是其他抗癌药物。

事实上，虽然原研药价格昂贵，但其每一款都有一个自动控制药价的程序——专利保护制度。一旦专利到期，原研药不再受专利保护，仿制药开始兴起，药价降幅可达90%。

药品价格不单由药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