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次立法保障医院安全背后，能否解决根本问题？

2020年2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依法裁定驳回孙文斌的上诉，维持原判，对孙文斌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50天前，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在值班时，被身为患者家属的孙文斌持刀扎伤，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2020年1月20日，在杨文遇害不到一个月，北京再发严重恶意伤医事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一名自己诊治过的患者追砍，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

医疗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医生群体对此悲愤又无助，“医院要设立安检”“加大对暴力伤医、杀医者的惩罚力度”“建立就医黑名单”……诸如此类的呼声越来越高。

北京的动作很快。2020年3月26日，《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下称规定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规定草案提出，医院应建立安检制度，进入医院的人员应主动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安保人员陪诊监督。受到暴力威胁时，医务人员可回避诊疗。

在疫情新闻充斥着各大网站时，这则消息依然引起了公众热议。

正在康复中的陶勇，看到这一消息后发微博称：梦想照进现实，支持！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同样发微博称：多年呼吁终有结果！太好的消息！这是庶民的胜利！

与支持声同时出现的还有，“医院安检能有多大用？”“医患矛盾会被加剧”……

如何处理医疗暴力事件，这原本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不如我们先从法律角度梳理一下。

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规定

事实上，针对医疗暴力，近年来国家已相继出台多个法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如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施行，要求公安部等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并倡导更多途径解决医疗纠纷。

但在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看来，本次规定草案的意义很不一样。“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比规定草案，更强有力的地方法规。这份规定草案，表明了北京对治理医疗暴力事件的决心。”

邓利强解释到，规定草案未来由人大通过后，成为地方性管理规定，与之前的措施、意见、通知等文件，法律效力完全不同的。“当这份文件公布后，医院肯定要按照规定去做。”

从措辞上，规定草案中多次使用“应当”一词。例如，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等。“规定为‘应当’的，通常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按照规范要求履行。”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聂学提到，和“应当”对应的是“可以”一词，“可以”是权利性规范，选择性执行，可以照做也可以不做。

邓利强认为，北京的决心还体现在规定草案中对七大类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扰乱医院安全秩序的具体行为，明确处罚措施。其中包括“恐吓、威胁、谩骂医务人员”，邓利强告诉健康界，之前对于语言威胁医务人员这一行为，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惩罚措施。

医院安全秩序责任是谁的？

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既包括单位自身的内部空间，又包括广大患者就诊的公共空间，这两个空间在地理位置上相互包含，难以切割。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办相关负责人对规定草案解读时提到，医院作为本单位安全秩序管理的主体，应当承担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主体责任；平时加强对医院安全的指导检查，遇事快速出警，依法处置，则是公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前，在医院安全秩序责任上，如何厘清医院和公安二者的职责，业内一直争论不休。

对此，规定草案将医警联动、预防为主作为突破口，促进医警的深度融合，以求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相关部门人员告诉健康界，“双方都把事情当成是自己家的事情，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在他看来，医院最应该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强化安检和安保人员的质量。

具体来讲，辖区公安机关要对医院安检工作进行指导，医院该如何封闭、哪里设安检点、安检人员流线如何规划、安检时发生突发情况如何应对等，“这些都需要辖区公安机关手把手教医院去做。”

与此同时，规定草案提出，卫健部门应会同公安机关建立全市医院安全保卫信息平台，共享共用医疗纠纷信息、涉医110警情、高风险就诊人员和涉医案件违法犯罪行为人数据等信息。“这一信息共享平台并不等同于‘医疗黑名单’。”邓利强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医院可以拒诊“医疗黑名单”上的人员，信息共享平台上的人员，医院不能拒诊，但可以采用“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这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