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连线 | 援汉外科医生樊林：越是希望临近，越不能松懈

“迅速集结第四批医疗队，再一次出征武汉。人数133名，当日出发。”

时间回溯到2月7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下称“西安交大一附院”）接到了最新指令。那时，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以及前面几批医疗队传来的消息中，大家知道前线的形势不容乐观。

这次，医院在重症、护呼吸、感染方面的人手已经“拮据”，加上前线也需要其他专业人员发挥优势，医院便给了泌尿外科、胸外科等科室一些名额。指令来得很突然，但愿意到武汉前线出一份力的医护还是很多，且愿望很强烈。

西安交大一附院普外科医生樊林也是如此。因为经验较为丰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够硬，樊林得以成为第四批医疗队的入选者之一。一名有着20余年行医经历的普外科医生，就这样投入到忽然而至的抗疫战斗中。

30余天过去了，樊林对健康界说，他经历了很多，感受也有很多。这是一名外科医生对以往既定轨迹的审视、对今后职业生涯的思考，也是对于父亲、同事等角色的新领悟。

从”未知”到”坦然”

即便对于前线困难已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当真正置身于特定环境之后，“切身的体会和言语的描述还是不同”。据樊林介绍，他所在的医疗队，任务是接管武汉市人民医院的一个重症病房。这原本是一个血管外科的病房，就地将其改造成一个感染病房。

传染病房有“三区、两通道”的标准，包括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一些客观的建筑条件无法改变，医疗队只能因地制宜地进行改动。那时，设备、药品还存在短缺情况。“只有4台监护仪，远远不够，其他如呼吸机、高流量吸氧仪等，到了之后才迅速补充上来。”樊林回忆。

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护手套等之后，人感觉很憋闷，这是一种缺氧的状态。护目镜容易起雾，让视野变得模糊。这时候，很多操作变得不那么敏捷。樊林说，时间久了，他会感到喘不来气。可是，如果脱下防护服出了隔离病房，防护服就不能再次使用了，因此他不敢轻易离开。在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在窗户边伫立会儿，调整下呼吸。

厚厚的防护服还会隔音，听外边的声音变小了，别人听自己说的话也是。患者当中，老年人偏多，有的人方言很重，又听不懂普通话。两种因素加起来，和患者说话要费很大的力气。樊林说，在休息的时候，前线同事们会看一些有意思的武汉方言教程，以克服交流上的障碍。

不时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有一次樊林值班的时候，一位77岁的老年患者，突然心率、血压下降，心脏骤停！他迅速启动抢救，进行心外按压，其他人也快速行动，插管、上呼吸机、推活血管药物……

十几分钟后，患者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在回驻地的路上，樊林安静地回忆起这一幕，心中隐隐担忧。因为，心脏按压容易形成气溶胶，这一操作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多少都是有些担心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中的想法会多一些。”樊林说，一旦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就没有了多余的想法，因为治疗不能停的，停下就意味着生命失去的可能。

一些患者的境遇非常可怜，也会经常触动樊林。

他碰到过一家5口同时被感染，被收治在不同的病房。在被救治的过程中，家里的老爷子一直念叨着，“我死了不要紧，我的孙子不能有事，他才5个月呀！”

一些病情不太好的，家属会说，“我知道你们不远千里跑来，一定是尽力的了。只要尽力救治了，我们没有遗憾”。有时候，他们因为得到了救治，会向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激，还和大家说，“等一切好起来，一定请你们到武汉吃热干面”。

“面对这样的患者，大家更会觉得，只有还有一线希望，还可以再努力一下。”樊林说。

在协同作战中学习和思考

工作环境艰难，工作流程也和往常迥异。医疗队将人员分为不同的小组开展工作，每个小组由不同专业的人员组成，需要彼此磨合，取长补短。

磨合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比如，外科和内科的诊疗专长有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外科也有重症患者，但是和呼吸衰竭的重症还是有差别的。

樊林和一名呼吸科医生、一名重症科医生分在一个组。大家相互协作，发挥各自特长，彼此补足缺项。最终，团队默契配合达成最佳治疗效果。“有些流程，最终看来还是基本的医疗制度，或者基本的诊疗规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现实的情况，会进行一些处理。”

为了捋顺流程，医疗队每天开一个例会，由院长主持。大家将治疗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提出，探讨优化的方案，也将整体工作进行梳理。此外，由各医疗小组组长负责，每天组织对病人病情的讨论分析。对于一些重点病人的救治，小组会去请教别的医疗队专家，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和非一线支援的专家进行远程交流。“比如，疑难重症的病人的一些特殊问题，就得线上请教相关的专家，去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樊林说。

但对于一些和外科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营养问题、腹痛腹泻等情况的处理，是跟外科术后的管理是相似的，而这正是樊林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所擅长的地方。

对于一些危重患者，大家都想再努力一下，优化其治疗方案，给患者更多的可能。如此，下班时间就可能延后。如果体力消耗大，休息不充分，再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相对来说风险就会增加。

“一个人的时候，没有担心不可能。”樊林说，一旦投入到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这样的一段经历，也给了樊林一些新的思考。

“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樊林说，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自认为已经做的很好很深，成为一种日常了。但这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局限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里，要离开舒适区。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要做的也有很多，“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终点”。

现在大型公立医院的专业分工非常细化，对于年轻医生来说，选定专业之后，就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经历过这次抗疫，他们发现很多培训是欠缺的。比如，围手术期对待重症患者，应该掌握的一些技能，或者应该关注的东西。“今后我带的学生，会更加重视他们对于患者的综合管理，在本专业优秀的基础上，更强调综合能力。”樊林说。

这样的一次前线实战经历，也让樊林认识到，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的时候，不是单靠某一专业医护的力量，每个人都可能“上阵”。这时，外科医生如何能够在应急的状态下迅速响应？如何胜任工作？这是以往没有学习过的。

“如果参加过这样的培训或者准备，患者的治愈率会好很多，也不会有3000多医务人员感染这么庞大的数字了。”樊林的语气中略带遗憾。

女儿给了自己最大的感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好。”樊林说，一方面，他们对防护非常有信心，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也开始有了成就感。“这种感觉不同于以往做熟悉工作时候的成就感，反倒是像考试，将很难的试卷答出来了，感到特别高兴。”

这段时间以来，樊林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在专业上，更是在家人、朋友、师长、同行身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一些以前大家不会表达的，现在都表达出来了；平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现在感受到了。“这不是一种专业上的收获，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前方并肩作战的同事，这时候成了“战友”。后方的同事，会寄来凉皮儿、肉夹馍这些家乡味道。“他们说，你们只说需要怎样的物资来满足救治需要，事实上你们也需要一些家乡的味道，满足内心的寄托。”樊林说，这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和安慰。

给予樊林触动最大的，是他的 14岁的女儿。在他支援武汉第10天的时候，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言辞之间，深切表达了对父亲的牵挂。樊林感到女儿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以前认为她还小，原来她都懂。女儿现在是一名初三学生，不久后就要面临升学压力。

“不知怎样回应女儿的关切。事实上，家人是我最大的牵挂。”樊林说，夜深人静时候内心的那些想法和担心，也更多是因为他们。然而，他不想告诉女儿这些。人生中的一些权衡、困难，今后她也会遇到。樊林只希望女儿今后，不论是喜欢学医还是喜欢其他专业，都能够享受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健康快乐地度过一生。

现在，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前线也没有那么紧张，可依旧不能太乐观。樊林介绍，就过去一周来看，收治患者的数量和出院患者的数量，基本上达到了平衡。药品、设备已经到位，不少重症患者在转为轻症，轻症患者在转阴、出院；但同时，也有不少重症患者在转为危重，一些危重患者尚未脱离风险。

“什么时候离开，或者‘换防’，目前并不清楚，要等待上面的安排。院长说过，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樊林说，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前期的安排，继续眼前的工作。越是看到希望的临近，越是不能松懈。因为，家里有亲人深深的牵挂。

最令樊林感动的，是女儿的那句话：“武汉这回一定能挺过去。我把我的爸爸借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健康地还回来。”

樊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是被“借”到武汉，发挥应有的作用，履行我们的职责，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凯旋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