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理推医改失败后辞职 这些经验警示我国改革

有高福利美誉的芬兰，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芬兰总理Juha Sipilä 3月8日在赫尔辛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内阁总辞职，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届政府致力于推动的地区政府和医保改革迟迟未能在议会通过。

失败的医疗改革

按照Juha Sipilä的方案，新医保体系将会撤销295个自治市监督医保的权利，按照选区合并成为18个地区监管机构。更重要的是，允许患者有更多的国营或私立医保供应商可供选择，这一点与瑞典的医保体系非常相似。

按照改革议案的说法，此项改革能为国家每年节省30亿欧元。根据路透社报道，芬兰议会宪法委员会认为此项改革法案违宪，同时对于政府体制的变动过大，无法在今年4月中旬大选之前落地。

芬兰广播电台表示，撤销地市医保监督机构合并至18个地区监管机构，是为了精简政府流程。分析人士表示，部门削减后，相应的政府工作人员会相当程度得减少，同时可以减少官僚主义。

这项改革源于Juha Sipilä总理提出的的“促进就业简化福利系统”观点。芬兰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进行“基本收入试验”，其目的便是以全民基本收入取代各种福利保障。其优点在于化繁为简，易于操作，能有效地帮助政府部门精兵简政，还能发挥市场作用。

Juha Sipilä总理的另一项医改措施是芬兰公共医疗体系向私人医疗机构开放，增加市场竞争，让国民可以自由选择社会与医疗服务。但这项改革同样被否决。东芬兰大学的哈玛拉伊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平等是芬兰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在社医改的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民众在公共和私立医疗机构中获得同等服务的权利。

芬兰国家公共广播电台3月8日分析了社医改失败的原因，其中包括：调研准备工作不足，就像先做蛋糕再往蛋糕里加料;改革没有有效节省财政开支；改革目标过大，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数家私人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丑闻导致民众对私人服务失去信任；等等。

让美国人“羡慕不已”的芬兰医保

2019年3月初，美国CBS的一部专题采访提及：在芬兰生孩子，每个产妇都有独立的房间，还能自主选择在水中分娩。更令美国人“羡慕嫉妒恨”的是，这样的优质待遇一周只需要花费100欧元，还有一半能够报销。而在美国平均自然生产的开销高达12,000美元，相当一部分还不能通过医保计划报销。

不过CBS同时也表示，芬兰的全民强制医疗保险体系本质上还是要依靠税收转移支付来维持。根据芬兰国家健康和福利统计局数据，2016年芬兰政府的医疗开支达到了205亿欧元，占到当年GDP的 9.5%。这项开支中，74.6%由公共财政拨款而来。

（芬兰的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增长，来源：芬兰国家健康和福利统计局）

然而优越的医保制度也没能阻止芬兰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根据彭博社的报道，2016年芬兰新生儿的数量创下了1868年大饥荒以来的最低值。根据经合组织2016年报告，即使在北欧国家中，芬兰也是年轻人比例最少、老龄化最严重的。

人口老龄化催促改革

金融博客ZeroHedge认为，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飙升对于高福利国家的冲击难以避免，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才能拯救这些摇摇欲坠的高福利系统。

根据PopulationPyramid数据，2018年芬兰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数的21.7%，芬兰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该数据将会上升到26%。

（2018芬兰人口金字塔，来源：PopulationPyramid）

受2008年金融危机、生育率下降等多个冲击，芬兰的老龄化问题异常严峻。路透社称，11年来，数届芬兰政府都曾试图通过不同改革优化医疗系统，但均以失败告终。

2015年上台的Juha Sipilä将健康和社会改革作为他职务的首要任务之一，以减少快速老龄化而不断膨胀的成本人口。他提出目标，要在2019年至2029年间，将社会及医疗支出的年增长率从目前的2.4%，降低至0.9%，到2029年将减少30亿欧元公共支出。

受经济疲软影响，北欧国家的医疗开支正在逐年减少。丹麦将把退休年龄逐渐提高至世界最高的73岁，并将通过降税、减少失业补助金等方式鼓励国民继续工作。挪威也在调高退休年龄，并向私人机构开放部分医疗系统。

中国同样面临这道难题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较2017年新增859万人，占比增高0.6%。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及“养老”15次，对老龄化趋势给予了高度关注。

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并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佳表示，社区养老和适老化改造将成为新的投资热点。相比其他领域，这两个领域成熟性相对不高，竞争性相对不强，市场空间十分广阔。再加上政策优惠，将吸引更多的社会和市场力量进入。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市场的繁荣必然带来更加多样化的服务，各种需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系副教授斯图尔特·吉尔特-巴斯滕认为，相较于其他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国拥有一些关键优势。他认为，不同于欧洲，中国建立养老金制度、构建社会福利体系的时间相对较短、历史包袱较轻，推进改革会更容易。他还认为，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比西方国家政府强；中国家庭人均储蓄率高、中国人提倡孝老爱亲，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家承担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责任比其他国家相对有限。

图尔特·吉尔特-巴斯滕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老年福祉技术的发展既可以改善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其独立生活的能力，还可以降低人工护理的成本。

本文综编自大公报、中国日报、中国经营网、澎湃新闻、环球时报等媒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