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三大趋势 计生政策或将大调整 | 预见2019

2019年初，有专家断言“2108中国出生人口大幅减少”。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1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2018年全年人口数据近期将由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但多位专家相信，2018年的出生人口相比2017年将减少40万~60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副教授陶涛指出，推进城镇化，普及高等教育，推迟婚育等因素，都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一些影响。“90后成为了生育主力军，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在发生变化。”陶涛说。

2018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这标志着国家的生育政策工作有了新部署。2019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部署重点工作时强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与健康老龄化，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分析，严格执行母婴安全五项制度，构建养老护理体系，深入推进医养结合。”

随着生育政策和民众生育观念的转变，2019年人口发展或将呈现以下趋势。

趋势一：人口增速持续下行

专家对于出生人口下降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全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在探讨人口趋势时，需要对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行简短的解释，因为这两个指标是观察人口趋势的关键但经常被混用和混淆。生育率是一定时期内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人数之比；出生率是将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减去死亡率的结果。简言之，出生率更多展示目前人口变动情况，而生育率隐含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人口变动更具“前瞻性”。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原国家卫计委曾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出生人口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

以我国“最敢生”的人口大省山东为例，2017年，山东出生人口174.98万，其中一孩生育登记47.8万人，二孩生育登记116.9万人。如今，时隔“全面二孩”实施已有三年时间，山东二胎井喷式增长的状况已不再，高龄产妇搭“生娃末班车”现象减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产科副主任辛刚介绍，比起2016年各医院产妇“爆满”的情形，2018年，孕妇分娩量下滑明显，相比2017年，部分医院生产数量下降10%-20%。

中国医改专家魏子柠将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增长归因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生育二孩意愿大众的“补偿性生育”。他认为，2019年人口增速会继续放缓，但下行幅度将减小。之后每年出生人口数会进入平台期，不会大幅度增长或下降。

趋势二：年内大概率将放开生育限制

魏子柠表示，之所以做出“平台期”的预测，是因为国家鼓励生育相关政策的组合拳正在生效。其中包括，延长二孩产假、国家投资建设幼儿园、女性劳动保护以及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等。

在上文提到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深入推进生育政策相关研究，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分析。”列为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

有专家指出，“理想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鼓励生育，不过，目前的鼓励生育政策是在限制‘三孩’的同时鼓励‘二孩’，这样不可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因此，有多名专家预测，2019年国家大概率将全面放开生育。

对此，魏子柠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国家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只是时间问题，未来国家对于人口的调控将向引导人们科学生育发展，所谓科学生育是指大众根据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个人因素等方面自由生育。”他说。

2018年8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其中提到，“中央制定计划生育扶助保障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提高。”这意味着，未来国家层面将提高计划生育补助保障标准和加大发放补贴的力度，给予“二孩”家庭更多补助倾斜。

2019年，国家若推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或将继续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值得一提的是，生育政策的放开意味着相比过去，产科将迎来更多高龄孕妇，一些复杂甚至凶险的产科疾病会不断出现，这为妇幼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带来挑战。产科服务设备和高水平医护人员的及时配备，是应对产科服务量增加的必要手段。有业内人士建议，政府也应在这方面给予相关政策支持，比如建立“新生儿转诊救助网络”、鼓励基层妇幼保健人员到三甲医院接受培训、加强新手爸妈育儿知识普及力度等。

趋势三：鼓励政策更加实际

除了育龄妇女人口和出生人口双双下降之外，生育率降低的另一大原因是人们在生育和养育过程中负担持续加重。主要体现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各个方面。

“没钱，担心养不起孩子，至少要在等两年再生。”今年26岁的上班族晶晶告诉健康界。今年32岁的鹏鹏表示，短时间内不打算要二孩，他和妻子都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很难拿出足够时间和经历照料两个孩子。“除吃穿住用，还有高昂的教育支出，现在只想全心全意培养好一个孩子。”鹏鹏说。他俩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育龄年轻人的生育焦虑。

为了鼓励年轻人加入“生娃大军”，2018年，在继辽宁省实施激励生育政策之后，天津、湖北、贵州及新疆等地也相继出台了激励生“二孩”的政策。其中，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市则以“限额内报销”方式“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此外，多省份都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可以预见的是，2019年，或将有更多省份出台激励生育的福利政策。有专家建议，除税收优惠、增加产假、补助现金外，相关部门应从女性职场待遇等方面入手，打消企业雇佣育龄妇女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