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召回

2018年出发不足一月，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发布百余条医疗设备、检验试剂的召回信息，涉及通用电气、西门子、飞利浦、罗氏、强生、雅培、奥林巴斯、贝克曼、爱克发、迈柯唯等多家知名企业。当然，类别都是主动召回。

近年来，召回已成为公众熟知的一个名词，而且因牵涉产品质量和安全，不免忧心忡忡。但事实上，企业主动召回，反而体现其对客户和患者安全负责的态度，是一种主动避免问题的行为。相比之下，拒不召回和不敢召回的隐患更大，前者是态度和标准问题，后者则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安全问题。

为什么市场越成熟反而召回越频繁？

严冯敏，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他年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引人关注。

就在2017年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严冯敏介绍，截至2017年12月28日，国内各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共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251次，召回缺陷汽车2004.8万辆，同比增长77%，连续第4年刷新年度召回纪录，召回数量每年增幅均超50%，召回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位。

为何汽车召回在近年变得如此频繁？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看另一组数据：自2012年以来，我国汽车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正是这段时间，全国召回缺陷汽车4729.9万辆，占过去14年召回总量的83%。

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说明，当汽车市场越成熟，汽车召回越是常态。正如科尔尼咨询公司董事戴加辉博士认为，就一个成熟的汽车市场而言，汽车产品的召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召回行为可被视为一种标志，表明汽车市场的健康度和成熟度。频繁的召回，说明企业对产品安全越加重视，这种责任观对市场和用户来说都是好事。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医疗器械行业。

2017年5月1日，CFDA颁布的《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此前这一法规的试行版已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此间七年，我国的医疗器械产值增速远高于全球市场，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

医疗器械作为一种提高人们健康水平、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产品，对其实行召回制度是维护消费者安全和权益的有力保证。《办法》规定，医疗器械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主动召回是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按照有关要求或根据产品不良事件等信息对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进行质量评估，确定医疗器械产品存在缺陷的，由生产企业主动实施的召回，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而责令召回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经过调查评估，认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当召回存在缺陷的医疗器械产品而未主动召回的，责令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实施的医疗器械召回。CFDA在对《办法》的解读中表示，在实践中，应当以企业主动召回为主，政府部门责令召回为辅。

健康界了解到，在CFDA官网所公示的医疗器械主动召回信息中，无论是通用、西门子，还是飞利浦、强生等，公示前均要按《办法》中的规定经历类似程序，即企业自身先经过调查和评估，发现产品的潜在风险，确定医疗器械产品存在缺陷的，立即决定并实施召回，同时向社会发布产品召回信息。

尽管召回是生产商的主动意愿，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相关产品用户的担忧。受发展程度及市场理念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公众用户对“召回”的态度更为理性和成熟。特别是美国的医疗机构，甚至赞赏企业主动召回具有潜在风险的产品，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相比之下，国人依然会惊讶于产品召回的次数之频繁、数量之众多，甚至“谈虎色变”。其实，更为理性和成熟的认识是：市场越成熟，越需要强烈的召回意识，这样才会推动企业在产品技术及安全性能上持续改进。而频繁的召回，正可以从质量倒逼的层面上，推动相关工业与市场的不断进步。

从这一角度讲，目前中国的各类产品召回，包括汽车召回和医疗器械召回，不是太多了，反而是太少了!

为什么越是好品牌反而召回数量越多？

还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在2017年国内汽车召回中，德系品牌召回次数最多，达61次，超过同期日系品牌的44次。在召回汽车数量中，德系品牌占比超过半数，其中豪华车三强奥迪、奔驰和宝马，则占德系品牌召回总量将近40%。

在公众心目中，德系品牌的地位显然高于日系品牌。对于德系品牌召回数量占比过半的现象，汽车行业营销专家钟师分析认为，德系车每年新车销售量和保有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召回量也更大，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事实上，产品召回并不等于质量低劣。道理很简单：产品越复杂，越容易出现缺陷和隐患。这是所有商品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召回则为解决产品设计缺陷带来的隐患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很多我们熟知的品牌都有过召回，甚至可能是越好的品牌，召回的数量越多。诸如通用电气、西门子、飞利浦、罗氏、强生、雅培，全是全球知名品牌。在召回成为常态的成熟市场中，召回更多体现的是企业愿意主动承担责任、更在乎用户口碑和品牌形象。

可以说，召回彰显的是企业担当，而这种担当还需要以企业实力作为支撑，即企业有能力承担召回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生产者承担消除缺陷的费用；必要的运送缺陷产品的费用；前期取证调查、提请第三方检测、通过各种途径公布召回公告及后期跟踪回访的各环节费用，这都需要强劲的资金做保障。

召回是需要强大财力和品牌自信作为依托的。当然，公众更关心的是他们对于召回的态度和行动。真正的好品牌，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因此，你会看到：不少知名品牌主动宣布召回产品后，并没有因此而对其产品销量和品牌信誉造成危害，反而让公众强烈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诚实的、值得信赖”的品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正如全球知名客户满意度研究机构J.D.power亚太公司总经理梅松林认为，召回在市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很难看到一个品牌不召回。企业不管做得多成熟，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召回得越多越好，至少说明某些产品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为什么不召回才是最大的隐患？

安全没有止境、技术没有完美。只要是人工生产的产品，尤其是需要批量制造的，瑕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相信很多人都认可这一道理，而不认可的是不讲道理和无道理可讲。

相比企业主动召回产品，拒不召回就是不讲道理，而不敢召回则是无道理可讲。其实，这两类不召回背后的隐患更大。拒不召回，可能是因为用户歧视和低标要求，属于态度和标准问题；而不敢召回则是因为害怕担责，损失不起，更有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安全问题。

2017年11月21日，某家居公司在北美地区再次召回1730万件抽屉柜，并不包含中国市场；2016年某手机公司发生“爆炸门”事件，该款手机在全球都被召回时，最初同样不包含中国市场。召回只针对部分地区，这是一种歧视行为。这种歧视行为的苦果最终还是由企业自己来尝。

针对国外市场和中国市场采用双重标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品牌都如此。比如，面对中国消费者对双重标准的声讨，飞利浦、强生等公司曾多次陈述，他们面向全球市场实施统一的召回标准，即同等对待中国的召回和在国外的召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以中国的制度不健全、标准不健全说事，实际上是企业惯用的一种摆脱责任的护身符。他认为，跨国公司针对不同市场采取歧视性的标准或双重标准，难以成为受人尊重的企业。

而不敢召回的情形，多发生在中小品牌身上。他们担心的是：召回成本巨大，或对企业和品牌造成巨大的损伤，因此召回态度暧昧，甚至隐瞒产品存在的缺陷。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理事郝庆丰认为，某些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往往在面对产品缺陷问题时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去解决问题或者采取其他非常规手段去消除负面影响。

然而，患积于微，拖延或轻视只能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大。产品有问题不召回，才是真正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