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甲医院的院长们如何议论分级诊疗

“新医改”进入第七年，大医院保持战时状态、基层医院潦倒冷清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迫在眉睫。

在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2016年深化医改重点中，毫无意外地再次为“推动分级诊疗”画上浓重一笔。“十三五”开局之年，医改既要将既定政策继续深化推进，也要着眼于新时期的改革创新。推动分级诊疗建设正是深化改革与探索创新并举的关键所在。

分级诊疗的推进需要大医院有足够动力。6月4日，在健康界峰会“迎接分级诊疗”分论坛上，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院长魏永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孙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唐其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伟林，六位走在医改“潮头”的三甲医院院长各自对分级诊疗进行了诠释。

熊利泽：大医院应对分级诊疗“三步走”

大医院应是疑难重症的救治中心、科学研究及学术中心，是医护人才的培训中心，国家的重要战略卫生力量，但是如今却承担了大量慢性病常见病的诊疗工作，推进分级诊疗势在必行。

大型医院如何面对分级诊疗？首先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要提升服务价格；第二是成立医疗集团；第三就是建设虚拟医院，使用虚拟的病床对出院的慢性疾病患者进行指导等。

魏永祥：大医院不能自己“吃肉” 让基层“喝汤”

分级诊疗要政府从顶层进行系统的长远设计，其中重要的是培养医生同质化，这个同质化的过程需要10到15年才能实现。在患者方面，也要培养理性就医的习惯，这也需要十几年才能改善。

提到分级诊疗，大家总感觉这是政府行为或大医院在作秀，但实际上分级诊疗要让各级医院组建大家庭。三级医院要有老大哥的样子，敞开胸怀，主动去对接基层医院，不能自己把“骨头和肉”都吃了，只给兄弟医院“喝汤”。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医院要做强专科，基层也要努力提升接诊能力。

孙虹：基层留住人 前提是涨工资

我国大型公立医院的潜能已经接近极限，这应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与此同时，县以下医院体系却是一个完整而脆弱的网络，基层缺少有资质的医生。

基层留不住人，核心问题是收入水平太低。应将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投入适当转移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让基层医生得到同市级医院同级同类人员的收入，甚至更高，即使政府财政给予的工资不高，但绩效工资的激励可以给足。

在分级诊疗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需要强化病人分级诊疗意愿。未来应进一步拉大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医保报销比例，以此鼓励社区首诊；进一步拉大不同层级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价格差距，这符合经济规律；根据DRGs将疾病分类，制定分层的报销比例，这意味着对已确认的稳定的轻症患者，在大医院治疗时，只能享受更低的报销比例；基层诊疗能力较强的省区，也要逐步实现强制性社区首诊，但不宜强推；在药品使用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应适当配置“基药”以外的药品。

陈尔真：分级诊疗让大医院成为被温水煮的“青蛙”

分级诊疗对大医院来说就像温水煮青蛙，这些百年老店要受到冲击，只是医生还不知道。未来，大医院门诊量会降低，收入会减少。

应对分级诊疗，医院要有对策。首先应关注医疗工作的含金量和医院运行效率，实现由经验型、粗放型管理向科学型和精细化管理转变。其次，大医院要打造相对紧密型的医联体，带动基层医院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三，加强与县级医院的合作，加大对口支援力度；第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和医护人员的从业感受。

唐其柱：让大医院取消门诊并不妥当

推行分级诊疗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难以获得百姓信任。当基层“接不住”的情况下，盲目让大医院取消门诊，这是不妥的，政策不能这么冒进，一定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

王伟林：发展高新技术让大医院迎接分级诊疗更有底气

三级医院要发展高新技术，具备诊治疑难重症患者的能力，并有独特的优势，这样的话，分级诊疗实现以后，也会有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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