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石应康1：接管华西医院前后

2013年1月21日，中国医疗机构“大鳄”华西医院更替高层：院长石应康和党委书记郑尚维卸任，原常务副院长李为民接任院长，原常务副书记敬静接管医院党委，其他副院级管理者维持不变。

任免会议在华西医院新教学楼多功能厅召开，这是20年来华西医院最高级别的人事调整。宣布结果后，话筒交给两位离任者作告别演讲。石应康，一位创造中国医院院长任期罕见记录的传奇人物，在这个常被灌满离愁别绪的时刻，居然没有眼泪，也没有过多的客套感谢，反而阔谈华西医院未来道路的要领，“一要团结，二要有梦想，三要创新”，胜似一位踌躇满志的新晋“领头羊”向中层管理者阐释施政纲领。

石应康细心呵护华西医院的情感很容易理解，任何人离开挥洒20年汗水的舞台都会陡生难以剪断的牵挂。但是，受制于新老交替规律，再炽热的激情也有被迫降温的时刻。演讲完毕，一片热烈的掌声把年过花甲的石应康送到台下的座位。自台上走到台下的几步路途中，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已到挥别主政华西医院的时候。

风风雨雨二十年，一幕幕往事如同鲜活时事般在眼前跳跃。

1993年的中国，连空气里都充满“改革创新”思想：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同迎新春，高度肯定上海的改革开放成果；党和国家组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海峡两岸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出台我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江泽民主席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正式会晤。更具标志性的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清晰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

就在这个开云见日的年度，位居我国西南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也正在酝酿一项牵动数千人眼球的权力更迭改革：到底由谁来领衔附属第一医院（华西医院前身）的发展创新？

一个晴朗的深秋之日，时任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钟光，只身找到附属第一医院胸心外科主任石应康，邀请他去历史文化名地武侯祠谈一谈。华西医院到武侯祠，全程2.5公里，驱车几分钟即到。下车后，两人在武侯祠内满布青苔的石板路上踱步，前者心知肚明，后者一团雾水。

后来被国内媒体反复提及的一段佳话由此诞生。

结束简短的寒暄，陈钟光切入主题，询问石应康附属第一医院当前存在哪些问题。以为只是领导摸查医院情况，石应康心直口快地阐述自己平时耳闻目睹的弊端。话音刚落，陈钟光马上抛出第二个问题，大意是如果要改变现状应该怎么去做。石应康又是一番侃侃而谈。

听完石应康的回答，陈钟光话锋急转，“假如组织上安排你担任医院领导，你有什么想法？”直到此时，石应康才恍然大悟。不过，他没有万分激动并顺水推舟地向领导致谢，反倒提出条件——“要做就做院长，副院长我是不来的”。如此胆大如斗的理由在于，自己本计划兢兢业业地做好一名医生和科室主任，若转做医院管理就必将影响到医疗业务提升，所以便有条件；另外，假如自己担任医院领导，肯定会寻求改革，而实施变革必然要有足够的力量，若只是做领导班子配角，有限的力量很难发动群众，与其这样，还不如留在科室搞业务。

陈钟光当时的内心活动已难考证，石应康猜测他可能在想，“从没遇到这样的人，组织上有意提拔你，居然还给组织讲条件”。继续踱步的石应康倒是一副“无所谓”的心态，“反正我也没渴求当院长”。

“真把这个担子交给你呢？”陈钟光打破短暂的沉默，冒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此时，石应康继续“不知趣”地回应，“我还真有别的条件，把医院管理好，党政团结很重要，最好由郑尚维担任党委书记。”言毕，他又补充两套方案，如果组织上觉得郑尚维不合适，那么院长和书记由他独自担纲；或者，书记人选暂时空缺，副书记主持工作，将来敲定最终人选时，他要参与意见。

由“三个问题”和“两个条件”构成的谈话就此结束，两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事实上，当天对着陈钟光一顿畅谈医院管理的石应康，在此之前与一路跌跌撞撞前行的“中国医院管理”并无过多交集。

1951年，石应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父亲石美森是著名儿科专家、上海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医生、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创始人之一兼院长，母亲凌萝达是中国产科领域的翘楚，伯父石美鑫则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著名胸心外科医生，曾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

就在他出生前几年，作为舶来品的“医院管理”刚刚登陆中国。

医院管理这门学科的确切起点一直迷雾重重，全球公认的最早标志出现在1918年，当时美国外科协会受管理学家泰勒（Taylor）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史无前例地拓荒开展医院标准化运动。17年后，即1935年，麦克依陈出版《医院的组织和管理》，医院管理学体系由此萌芽。同年，美国医学会首次面向在职医院管理者开办讲习会，并在大学开设医院管理学专业教程，拉启全球医院管理教育的序幕。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医院，面对初登中国的欧美医院管理思想多为效仿，几无创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医院转而采用苏联医院管理模式。这个时期也被很多史学家称作中国医院管理的“早期雏形”阶段，以模仿为主，没有完整的理论指导，更未形成自己的医院管理系统。很多人认为，向谁学并不重要，关键是保证医院遵循医疗规律向患者提供高效的医疗服务，这才是医院管理的终极目的。

……

春天终于到来。1977年，受父母耳濡目染而攻读医学的石应康拿到四川医学院的毕业证，1982年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并供职华西医院。两事之间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迎来盛世，医院管理同样枯木逢春：1980年，中华医学会召开全国首届医院管理学术会议；1981年，我国首份探讨医院管理的刊物《医院管理》创刊；一些学术活动陆续恢复……伤痕累累的中国医院管理重新起航。

但是，残垣断壁的废池，在短时间内肯定难以幻化成高楼林立的新城。整个1980年代，我国医院的质量管理、门急诊管理、病房管理、护理管理、学科建设等相比以前均有长足进步，可距离西方国家的水平仍相距甚远，远未形成管理理论体系，而且饱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行特点。

在这种环境下行医的石应康，留给同事的深刻印象是“一个拼命奋斗的医生典型”：兢兢业业，不打小算盘，与病人相处融洽，乐意为同事提供服务。这正好辉映他的内心，自打跨进医学院校，就一直熊熊燃烧“当个好医生”的梦想。他还给“好医生”作出注脚：病人喜爱；同事和谐；技术精湛。付出总有回报，1988年，年值37岁且只做两年主治医师的他破格晋升副高职称；1989年12月，被公派留美深造。

1990年，此时石应康已身在美国。对于他而言，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并不陌生，毕竟母亲、弟兄及几位至亲都在那边生活和工作。时间飞逝，一年零一个月的访问学者期结束，石应康又到开启新一段人生历程的节点。那时，亲戚们已经帮他申请绿卡，并找好美国一家大学的工作岗位，但他最终婉拒了亲戚们的劝诫，执意回国。送别席间，唯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高级学者的小姨夫表示，“我能理解他，支持他”。

……

留学经历让石应康的业务如虎添翼：归国后不久，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2年，再度破格晋升教授并担任胸心血管外科主任；1993年，擢升博士生导师，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博导，并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就这样，石应康揣着“当个好医生”的梦想边收获边前进，继续不断提高自己在心脏瓣膜外科、大血管外科、冠状动脉外科等方面的造诣。

走着走着，他渐渐发现医院的制度、氛围、文化都在阻碍梦想。

一个典型的例子，工作富有激情的他主动申请每周多排几台手术，而且不要奖金。医院领导遂了他的心愿，但没想到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师却极不乐意，抱怨“为何要做这么多事”。石应康逐渐明白，“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下的加班，一次两次还可以，若每个礼拜都如此，哪怕平时相处再融洽的同事也会婉拒配合。”

“既然规则挡路，就要去改变规则”，石应康暗想。

日子一天天静静地流淌，直到武侯祠谈话。

那一天，带着目的邀约武侯祠谈话的陈钟光，早已知悉石应康的业务卓尔不群，而且还通过其他渠道获悉他富有个性的行事准则：一是尊重理想，否则会向美国的优厚待遇妥协；二是内心热衷服务和奉献，极其渴望在服务中彰显人生价值；三是性格直爽且与人为善。

果不其然，武侯祠谈话时，石应康像开闸之坝，畅谈医院管理想法，且生猛地自荐执掌华西帅印。他事后回忆，其实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有无机会无所谓，若有就去打破成规，让更多人拥有做好医生的环境。

出乎意料的是，一次快人快语把自己卷入中国医院管理洪流。

1993年12月13日，即“武侯祠谈话”过去两个多月，华西医科大学突然宣布人事调整通知。刚刚迈进“百年医院俱乐部”的华西医院迎来两位新“舵手”：年仅42岁的院长石应康和谈吐优雅的党委书记郑尚维。任命通知上还列有三位左膀右臂的副院长：梁德荣、欧阳钦、裴福兴。党委副书记由石应康兼任。

也许是职工已习惯领导层的新陈代谢，抑或潜意识里就觉得“换汤也难换药”，总之，那次院领导调整在员工中并未激起多大波澜，更别提把“绝处逢生”、“学科名列全国前茅”等诸多厚望寄托给他们。

握着华西医院的“帅印”，石应康知道，摆在面前的现实如同四面楚歌。毕竟，短短两个月前，在回答陈钟光的第一道问题时，他还有条不紊地阐述过华西医院的困局。接下来要做的，是按照回答第二道问题的思路去改变现实。事情真的就有备就无患吗？未必如此。

石应康的医院管理生涯刚刚起航，前方就是一批难题。

是的，是一批。招架吧，没有缜密斟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