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认为，“医养结合”存在四方面问题，第一，管理及监督评估体系不够健全。第二，医与养双向互通衔接不足。第三，医养结合服务所需的人力资源不足。第四，医养结合保障体系尚未形成。

王阶指出，“医养结合”作为一个新的把医和养放在一起的理念，各项服务资源融合不够，服务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监督机制、服务模式及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要解决医改中间的人事和薪酬制度的改革问题，大家的思路需要转变，不能总想着什么都靠政府，觉得政府应该给我多少钱，医生的工资应该是公务员工资的多少倍。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探讨一条路，即考虑如何从市场层面增加医生的收入，使之既符合政府政策、社会需求，又符合医生职业特点，最终使得各方都得益。

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说，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是优良的医药卫生资源不足，其实我们有很多医院，有很多社区医疗所，但是很多都没有人去，都涌到大医院来。另外就是结构性的矛盾，地区分布很不均匀。

我们制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在某些阶段上完成了，可是从根本上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改革严重滞后。现在我们国家花的大量钱都被这些医院服务中间的虚高商品消化掉了，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反而增加了，这就是看病贵。

在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屠呦呦成为唯一进入报告的女性。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列玉建议，获得诺奖的屠呦呦应成为我国两院院士，并借以改革当前院士选拔制度。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的人，却落选院士，值得深究”，朱列玉认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当前院士选拔制度总的说合理的，但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说，“如今的村医多半都是过去‘赤脚医生’的孙子孙女，他们没有经过正规医学院校的培训，能力不强，很难满足农村人口的医疗需求。”

何伟告诉健康界，解决农村地区医疗人才欠缺问题当务之急是对村医进行评估，培训和认证，与此同时，要快速培养一批在正规医学院校经过三年培训的乡村医生，也就是开设单独的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提出关于大力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的提案，呼吁对全人群血脂水平进行管理。

“血脂异常造成的的危害，是引发心血管事件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但是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心血管专家十分重视血脂的检测，但由于病人很难感觉到血脂的变化。 血脂测量较为麻烦，检测需要验血，相对来说，就造成了全社会对血脂管理认识不足。”葛均波表示。

在3月6日下午的经济界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信21世纪副主席、中信国检董事长陈晓颖首度回应药品电子监管码被叫停一事称，“我知道现在网上热议这个事，可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作为药品电子监管系统的建设与运营方，陈晓颖认为事件的缘起是流通环节企业不理解该系统设置的社会意义，所以状告食药监总局。后者迫于压力，没调研就宣布暂停，也未征求过建设方的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说，虽说医改的目的之一是不让医生管经济账，但实际上管得更多了，医生如果完不成控制医疗费用的指标，会被批评、扣绩效工资。

“现在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不用说体面，有尊严的生活都没有，还要加上算成本避惩罚，天天颤颤抖抖地上班，让他们还有多少精力、热情放在医疗上？”翁国星认为，医改重点应该放在提高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上，而不是把医生作为医改载体。

钟南山说，帮一位在香港定居的朋友预约威尔士亲王医院的专家号，没想到专家说，‘病人得先看看所住地段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可以转诊，写个转诊信，我才能收，这是医管局的规定。让我直接给他看病，我做不到。’”

这段“导医”被拒的经历让钟南山感慨，香港的分级诊疗做得很好。他认为，内地医改也应该建立类似的分级诊疗体系，由政府承担起公立医院的运行责任，加大政府投入，使公立医院恢复公益性定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本次的提案之一就是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方来英建议，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刘玉村说，“医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当保安不挣钱不如当‘号贩子’，他在当保安期间摸清了医院所有的规律，然后辞职了，变成了‘号贩子’，所以保安和‘号贩子’很难不勾结，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

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建立30分钟基层医疗圈、推行分级诊疗这些都很好，但还要配套考虑患者对基层医院是否信任的问题。

钟南山同时指出，与大医院相比，基层医院人才少，医生去到基层医院，待遇只有大医院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另外，基层医院医生如何提升？前景如何？职称如何解决？

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建立30分钟基层医疗圈、推行分级诊疗这些都很好，但还要配套考虑患者对基层医院是否信任的问题。

钟南山指出，与大医院相比，基层医院人才少，医生去到基层医院，待遇只有大医院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另外，基层医院医生如何提升？前景如何？职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配套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议鼓励包括互联网与科技公司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分级诊疗制度在各地的探索与完善中去。用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等手段加强基层医疗培训，培养更多合格的医生。

建议还指出，打破医院的“信息孤岛”，就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并完善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制度，实现相关信息的可得性和互联互通。医疗药品等相关领域公共数据相应地需要开放共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说，目前我国社保费率超过了40%，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费率过高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较大压力。而由于企业离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养老保险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胡晓义指出，医疗保险大体是收支均衡状态，总体而言，进一步降低费率的空间不大，部分地区是有空间的，但全国性统筹降低的条件不是很充足。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说，互联网医院相对于传统医院，虽然是一种巨大的服务模式创新，但“医疗”永远是任何形式医院管理的核心。互联网医院依然需要依托实体医院，需要严控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此外，虽然通过互联网医院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的看病就诊，但病人电子档案和健康数据信息化也容易导致个人信息泄密风险。葛明华说，因此要从技术上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医院自身的信息数据管理，确保电子医疗档案的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表示，他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建立重大医疗事故强制保险制度。

朱列玉认为，目前，我国医闹事件频发，最主要的原因是患者及其家属认为医疗机构推卸责任，没有履行赔偿义务，导致医疗事故处理过程中周期比较长。

马化腾认为，目前国内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单位人”等种种现实因素羁绊，医生自由执业在不少地方仍然障碍重重。马化腾提出，应该“进一步落实医生自由执业政策，逐步消除让医生成为‘自由人’的‘隐性障碍’，让医生的医德和技术能够获得相应的市场价值，从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医保支付环节，建议也提出，可考虑在完善互联网医保支付使用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允许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公司进入，由居民个人选择支付公司，建立起便捷的“医疗保险”网络支付制度及通道。

郑坚江说，人才匮乏始终是民营医院的发展瓶颈。民营医院的全职医师来源多为一老一小，即退休医师与刚刚毕业的青年医师，具有一定水准的中高级职称医务人员极其缺乏，中高端医疗专家更是罕见。

他认为，《执业医师法》经过18年发展，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执业医师法》已经和目前国家的大政方针不相适应，不利于医疗体制改革，不利于推动医生自由执业因此，建议对现行的《执业医师法》进行修订。

“我国甲型血友病发病率和用药需求正呈大幅上升趋势，但目前国内生产人凝血因子Ⅷ产品的能力却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提出“保障血友病患者用药，推动价拨冷沉淀工作”的建议。

陈薇提出三点建议：1国家食药监总局应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价拨冷沉淀工作的范围。2培育民族血液制品龙头企业发展。3国家应鼓励新设单采浆站。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儿童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群体，而儿科医生是儿童健康的守护神，这部分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呵护。

丁洁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定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准备将“全民免费医保”的概念提到建议里。他提出的全民免费医疗的理念，并非所有的病都免费，而是要给免费病种科学地制定范畴，然后再以商业保险作补充。

“目前投入到医保的资金完全可以做到，而且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实行，有发达国家，也有欠发达国家。”许戈良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罗良娟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大儿科医生培养和使用》的提案，建议把儿科发展纳入当地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硬指标，譬如，对儿科发展不好的医院在评定等级时可以进行一票否决。

提案中，罗良娟建议：国家卫计委和医院在制度层面上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保障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至少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上。用方医院在考核儿科时，要回归公益属性，让儿科医生有更多获得感，体面执业。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说，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现行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和冲击。一是高危产妇越来越多。二是新生儿出现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她说，这些让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雪上加霜”。

李兰娟所说，应着力提高产科和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独立的专业，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应该研究完善助产士职业晋升体系，定向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他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分别牵头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议案、提案，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体系。他希望，以肾移植为开端，逐渐将器官移植的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器官捐献一定要纳入医保，因为这是生与死的选择，是基本医疗，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黄洁夫说。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建议建立生育医疗保险基金，基本实现相关人员全覆盖。这将解决庞大的女性农民工群体没有生育保障，以及超过三分之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不参加生育险的痼疾。

孙洁认为目前的生育保险制度存在四个方面问题：1 制度碎片化，各地政策差异较大；2 覆盖面过窄，参保者不到医保1/3；3 公平性不足，非职工和农民享不到；4 操作存困难，支付范围与医保交叉。

在处方药网络销售的这个问题上，谢子龙的态度很明确。处方药的销售需要严格的监管，但是在网上，往往在不提供处方的情况下就可以买到处方药，也没有专门的医师和药师进行指导。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损害。

谢子龙表示，对于医药行业的电商，应该建立上位法，并且纳入到药品管理法的范畴。“我已经向人大提案制订《互联网食品药品交易法》，也和人大法工委相关人士进行了沟通，这些法规必将纳入立法程序。”

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传染病医院医生胡瑞峰带来了关于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并列立法的建议。她表示，立法将有助于解决例如中医药怎样解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怎么更好地融入经济产业链，民族医药如何兼容并蓄等问题。

不少少数民族医药界人士认为，采用《中医药法》的名称，没有体现民族医药，建议选用《中医药民族医药法》名称。对此，胡瑞峰希望在立法中能体现民族中医药法的成分，遵循民族医药发展规律，充分体现民族医药特点。

孙兆奇代表建议，要从国家层面组织对浙江省罕见病医疗保障工作经验的整理和总结，继而面向全国推广，将“治疗罕见病、政府来托底”的医疗保障机制作为解决罕见病治疗问题的指导方针。

要加快罕见病重大药物产业化，使罕见病药品尽快实现国产化，更加方便罕见病患者得到治疗，并最终结束药品受制于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