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大佬眼中的新兴手术室管理

2015年9月24日，在京举办的芝加哥大学医学研讨会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全球外科副主席 J. Michael Millis博士指出，外科的最终目的是更好、更有效地管理手术，从而控制疾病的发展，实现手术更加有效、手术创伤更小，使患者更加获益。

J. Michael Millis是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移植中心创始医学主任，并领导芝加哥唯一的移植中心为儿童和成人提供全部实体器官移植。多年的手术操作经验使他意识到，患者到医院做手术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医院可通过提高手术室技能和手术效率为患者提供精益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经作为中国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顾问推动移植管理，目前是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委员会顾问。

健康界：手术室如何确保手术质量和患者安全?

J. Michael Millis：为了确保患者准时进入手术室，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有很多步骤，必须完成上一步才能进入下一步。我们会提前为患者做好手术预约，提醒他们在不同时间到达医院，每个时段都有预约好的患者前来，让他们按照非常精准的时间进入手术室。通过该流程，我们实现了对手术的精益管理。

确保患者安全是手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意识到，并发症的发生和手术的技术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提高手术技术水平和技巧是我们当前手术中非常关注的。基于此，我们会对医生的手术技术打分，评价指标包括做手术的时间和操作的柔顺性，借助计算机视觉成像客观评价主刀医生的每一步动作，通过计算机记录的工作为医生的操作打分。总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手术质量和患者安全。

健康界：您觉得未来手术室将是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J. Michael Millis：过去20年，一些先进的手术技术被逐渐开发出来。这意味着现在我们要与时俱进。当前，手术中的引导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管控，比如机器人辅助的引导能够定位颅内的个体区域，精度可达到毫米级。

很多手术都是通过机器人完成。比如，心外科医生会尽量避免开胸手术，通过机器人完成开胸手术可减少患者疼痛。机器人辅助的搭桥术，只需在患者身上开一个很小的切口，不必缝合，从而减轻患者的疼痛，提高他们的满意度。

手术室的未来将要更加开放。以胸外科医生为例，他们从业早期接触其他外科医生和专科大夫的机会很多，但如果他们逐渐在专科道路上走得更远，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接触同行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其实，外科医生要进行合作，开阔视野很重要，而且必须与最先进的技术保持接触，看到其他领域的进展，彼此在分享观点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

未来手术室将更加开放，增加透明度，手术过程也将更加交互。一台手术会包括主刀医生、麻醉医师、护士、管理人员和病理科医生等多名人员，是一个综合型团队。作为外科医生，不仅要与患者打交道，还要多与同行打交道，因为医生在手术过程中要与各种身份的人进行交互。

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手术中引入了一个小装备，它可以监测手术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记录他们交流的内容以及交流的时间，然后将监测结果反馈给管理者。它描绘出手术中的关系网，让手术室变得更加交互，从而提高手术效率和患者安全。目前，它在手术室的应用还处于测试阶段。

健康界：MDT的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您对中国的MDT有何建议?

J. Michael Millis：MDT的发展取决于它所处的阶段、技术水平以及在哪里执行。同时，它还取决于所解决的是什么样疾病。在手术室里，涉及的成员很多。比如心脏科疾病MDT团队包括ICU成员、心内科医生、心外科手术医生、心内科介入医生以及护士。

MDT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领导在服务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为患者提供最佳服务。团队领导需制定整个团队的总方针，同时也要为总体疗效负责。

目前，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每个专科至少有一个MDT团队，团队内部及团队之间会有不同程度的交流。

据我所知，中国MDT的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我与中国外科医生的联系和交往，我认为中国的MDT还需要更广泛地涵盖和纳入更多专科，这是为了提高医疗质量，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疗效。

健康界：您是中国原卫生部的器官移植顾问，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器官移植现状?

J. Michael Millis：在过去8年中，中国的器官移植实际上已经取得很多进步，包括制定器官捐献行业标准等。其中令人瞩目的成就是逐步建立了器官自愿捐献系统，而不是像以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

实际上，美国的器官移植和中国在该领域做的事情相似，只是美国在这条道路上做了更长时间的努力，制定了诸如公共服务宣言等措施。

我认为中国要推进器官移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更多成功的移植项目，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未来，中国的器官移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更远大的目标，首要的一点是抓住器官自愿捐献系统潜在的发展空间，推动器官移植发展。